1 引言

近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学界对建构和培养个体积极心理品质越来越重视。其中，亲社会行为备受关注。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个体与他人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且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Eisenberg et al., 2006)。它既是人类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也是儿童个性与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学龄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与其克服自卑感、提升勤奋感、促进心理理论(Kuhnert et al., 2017)、共情能力(Longobardi et al., 2019)、同伴接纳和信任(Kornbluh & Neal, 2016)、心理社会适应(魏星等，2015)等密切相关。

当前，在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形成与发展因素中，家庭被视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邓林园等，2018)。婚姻质量作为家庭核心构件，在儿童社会适应行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杨青青，李晓巍，2018)。婚姻质量(marital quality)是夫妻双方对婚姻满意度与和谐度的主观感知与评价(Spanier & Lewis, 1980)，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成员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年幼家庭成员的社会行为。研究发现，良好的婚姻质量可以营造温馨亲密的家庭气氛，可能有助于儿童增进亲社会行为表现(梁宗保等，2016)；反之，破裂冲突的婚姻可能导致儿童出现较多的焦虑、抑郁、对抗等内外化行为(Davies et al., 2018)。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健康婚姻提供的良性人际互动和问题解决模式，可能通过儿童模仿与应用，培养塑造亲社会行为。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

此外，父母在婚姻中的良性成长已成为家庭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童星, 2018)。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作为良性成长的重要一环，既能增加自身的同理心，又对儿童行为发展起着榜样示范作用。父母积极情绪表达(parental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指父母在家庭中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与积极情绪相关的表达风格或模式(Halberstadt et al., 1995)。情绪社会化理论指出，情绪表达既是父母情绪社会化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孩子进行情绪表达的参照范式。

儿童通过感知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学习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提升情绪理解和调控能力，表现较多帮助行为。温暖和谐的婚姻有利于父母形成积极的情绪表达风格(王振宏等，2020)。一旦这种表达风格成为了习惯，儿童的幸福感、依恋感、情绪安全感可能会不断加固，有利于儿童主动及时关注父母提供的积极情绪信息，增加互惠动机与行为。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在婚姻质量和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除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外，父母教养也是发展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教养行为(parenting behavior)指父母与亲子互动中，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具有目标导向和非目标导向的行为，受到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影响(Darling & Steinberg, 1993)。也是父母对子女实现社会化目标的具体行为。建设性的婚姻，父母倾向于接纳陪伴、积极规范等教养行为，给孩子建立安全感、提供灵活、自主的空间、给予相应的指导(陈小萍，安龙，2019)。儿童可能在这种安全环境下树立自信心，使用积极的社交策略，与他人建立友善的合作关系(吴莹婷等，2017)。研究发现，控制处罚的养育行为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Mahmutogullari, 2015；Ngai et al., 2018)，可能因为它会先促使儿童表现顺从的亲社会行为；再逐渐增强对父母目标、期望的接受认可，表现亲社会互动。亲社会行为的培养兼具综合性与复杂性，既需要适度规范控制、惩罚教养行为的指导，也需要宽容接纳、鼓励的引导。糟糕的婚姻，则可能导致父母将关注点聚焦于矛盾冲突，减少对孩子关注教育，表现出拒绝、冷漠等教养行为，增加违纪、攻击等问题风险。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婚姻子系统的优先性、权威性和制度性，使之在家庭情感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极大影响着亲子子系统。包容扶持的婚姻，强化伴侣间依恋关系、增加积极情绪表露与传递(王振宏等，2020)、打造高质量亲子关系，助长儿童亲社会行为。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作为一个情绪互动单元，驱动成员行为产生与相互响应(Bowen, 1978)。积极的家庭情绪互动，可能促使父母选择支持敏感、陪伴鼓励、适度规范控制等养育行为(Smith et al., 2007)，一方面有助于儿童感知、接收与学习来至父母的亲善态度与行为，另一方面在赞扬鼓励中逐渐内化亲社会规则，形成“习惯性”亲社会行为。“人—情境交互作用”理论指出情境先刺激个体的情绪系统，再产生行为(曾守锤，桑标，2005)。幸福的婚姻，夫妻体验到的愉悦满足感可能会传递与蔓延到亲子互动中，以儿童为中心，快速感知与辨别其需求，以温暖宽容的情绪和行为促进他们共情与亲社会行为(Dunbar et al., 2017)。因此，提出研究假设4：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亲社会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此外，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儿童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因而父母的教养行为也会有所差异。通常男孩被要求独立自主、勇敢坚韧，父母可能会严厉的管教；女孩则要求友善体贴、端庄温柔，父母可能会表现出更多关心与疼爱(蒋艺等，2016)。相比男孩，女孩富有较高同理心、亲和意愿，且情绪敏感、体验、表达与交往能力更好(Tottenham et al., 2011)，更可能受积极家庭环境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亲社会行为(Graaff et al., 2018)。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的中介效应在女孩组可能皆成立，且效应量可能要大于男孩。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贵州省某市2所小学选取500名(1~6年级)小学生的父母作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收回480份，其中5份为非父母填写的；10份仅填了人口学信息，因此删掉15份问卷，回收的问卷为465份。其中父亲160人，母亲305人。再进一步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42份，回收率为88.4%。其中男孩206人，女孩236人，年龄范围在7~13岁；父亲150人(42.19±6.06)，母亲292人(39.25±4.60)；父亲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占89%；母亲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占85%；有67.4%的父亲为企业、公职人员；59.3%的母亲为企业、公职人员；16.7%的父亲与22.9%母亲为个体经营户；2.7%父母亲为务工者；13.3%父亲与15.1%母亲为其他职业；62.4%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上；20.8%在5~10万；16.7%在5万以下。

2.2 研究工具 2.2.1 夫妻适应量表

本研究采用Spanier(1976)编制的夫妻适应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该量表 32个题项，包括婚姻满意度(“认为夫妻关系良好”)、夫妻一致性(“业余爱好与活动”)、夫妻凝聚力(“一起进行或计划一件事”)和情感表达(“相互表达情感”)4个因子。大部分题项为6点Likert计分；1个描述夫妻亲吻频率和社交活动的题项为5点Likert计分；2个描述夫妻亲密关系的题项为0、1是否计分；1个评价夫妻关系的题项为7点Likert计分。将4个因子得分相加，得到父母婚姻质量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和谐，反之冲突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可接受：χ²/df=3.80, RMSEA=0.08, CFI=0.95, TLI=0.93。

2.2.2 长处和困难量表

选取Goodman(1997)编制的长处和困难量表(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中的“长处”分量表。“长处”分量表有5个项目(“与他人分享东西”)，采用3点Likert计分。“长处”得分越高，表明儿童亲社会行为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4。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21，RMSEA=0.02，CFI=0.98，TLI=0.99。

2.2.3 父母情绪表达

选取Halberstadt等人(1995)编制，梁宗保等人(2012)修订的父母情绪表达量表(Self-Expressiveness in the Family Questionnaire, SEFQ)中的“积极情绪表达”分量表。积极情绪表达有23个项目(“对家人所做的事情表示感谢”)，采用9点Likert计分，数字“1、2、3”代表项目描述的情况从未或很少；数字“4、5、6”代表项目描述的情况有时或中等；数字“7、8、9”代表项目描述的情况经常发生。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85，RMSEA=0.06，CFI=0.91，TLI=0.90。

2.2.4 父母教养行为

采用台湾学者廖格培(2003)编制的父母教养行为量表(Parenting Behavior)。该量表主要测量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在态度、价值观、理念等影响下所采取的教养行为类型。该问卷由接纳鼓励(“当孩子在生活中或学习中遇到挫折时，我会安慰与鼓励他”)、规范服从(“我会要求孩子做事需细心，不可粗心大意”)、尊重陪伴(“我会陪孩子做些他喜欢的活动”)、控制处罚(“孩子做错事被我责骂时，不可以顶嘴或插嘴”)4个因子组成，共30个条目。问卷采用5点Likert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越偏向此种教养行为。原问卷总量表的α系数在0.95(李姿莹，2014)。验证性因素分析，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73，RMSEA=0.06，CFI=0.96，TLI=0.95。4个因子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90、0.78、0.61，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理论而言，接纳鼓励和尊重陪伴皆属于积极的教养行为。数据分析发现，接纳鼓励、尊重陪伴维度呈现出0.81的高度相关，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同时简化父母教养行为，将接纳鼓励与尊重陪伴合并为接纳陪伴维度。因此，本研究父母教养行为包含三维度，分别是接纳陪伴、规范服从和控制处罚。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并采用Mplus 8.1来检验父母婚姻质量、积极情绪表达、教养行为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模型、中介效应和多群组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析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29个，最大的一个公因子解释了21.13%的变异，小于40%的临界标准(熊红星等，2012)，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3.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表 1可知，通过对平均分的相关分析发现婚姻质量、积极情绪表达、教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两两显著正相关。

3.3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控制人口学变量(父母和子女性别)，检验婚姻质量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路径。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50，RMSEA=0.06，CFI=0.95，TLI=0.94。未加入中介变量前，婚姻质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 0.24，t=3.35，p < 0.001)。

接着检验积极情绪表达-接纳陪伴链式中介，结果显示：χ²/df=2.05，RMSEA=0.05，CFI=0.96，TLI=0.96，表明模型拟合良好。主要变量关系分析表明，加入中介变量后，除婚姻质量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β=0.02，t=0.34，p>0.05)，其余直接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可通过3条间接路径作用于亲社会行为：(1)婚姻质量→积极情绪表达→亲社会行为；(2)婚姻质量→接纳陪伴教养行为→亲社会行为；(3)婚姻质量→积极情绪表达→接纳陪伴教养行为→亲社会行为。婚姻质量对积极情绪表达的直接路径显著(β=0.40，t=7.32，p < 0.001)，积极情绪表达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0.36，t=6.81，p < 0.001)；婚姻质量对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0.13，t=2.37，p < 0.05)，接纳陪伴教养行为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0.24，t=3.19，p < 0.001)；积极情绪表达对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0.36，t=4.88，p < 0.001)，表明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存在。

再次检验积极情绪表达-规范服从/控制处罚链式中介，结果显示：婚姻质量对规范服从、控制处罚教养行为95%的置信区间为[-0.02，0.20]和[0.02，0.28]；规范服从、控制处罚教养行为对亲社会行为95%的置信区间为[-0.03，0.22]和[-0.01，0.19]；积极情绪表达对规范服从、控制处罚教养行为95%的置信区间为[0.14，0.36]和[0.08，0.33]，表明规范服从或控制处罚的中介效应不成立。因此，只有积极情绪表达-接纳陪伴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亲社会行为间存在中介效应。使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随机抽样1000次)进行检验。由表 3可知中介效应Bootstrap 95% 的置信区间结果：积极情绪表达与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置信区间[0.09，0.23]和[0.01，0.08]，中介效应量0.15和0.03；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置信区间和中介效应量[0.01，0.07]和0.03，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3.4 链式中介模型的儿童性别多群组分析

为探究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链式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跨儿童性别的一致性。由模型M1(形态等值模型)的拟合指数可知链式中介跨儿童性别结果不变性成立。设置因子载荷和结构路径限制相等，建立模型M2，路径自由估计。由于M2模型是嵌套于M1模型，使用嵌套模型的比较方法(柳恒超等，2007)。△χ²=11.39，△df=3，p < 0.001，卡方差异显著，即链式中介效应存在显著的儿童性别差异。

对比男女孩模型，结果显示：(1)婚姻质量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2)男孩组积极情绪表达、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3)女孩组中仅积极情绪表达中介作用显著，且效应量(0.25)大于男孩(0.07)。这意味着父母婚姻质量与其伴随的积极情绪表达变化，对女孩子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可能远高于男孩。

4 讨论 4.1 婚姻质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证实研究假设1。以往研究表明，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可能与孩子进行更高质亲密的互动，培养他们人际交往独立性与主动性，增进互助行为(张晓等，2017)。研究发现婚姻质量与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关系在加入中介变量后不显著，可能说明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存在，可能需要借助于其他条件起作用。

4.2 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的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在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溢出理论”(Spillover Hypothesis)指出，伴侣间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相关。高质量的婚姻，父母可能体验到深刻长久的幸福感、在家庭中表露出更多积极情绪、强化亲子依恋、指导与纠正孩子的不良情绪行为。并协助儿童整合内外资源、逐渐形成恰适的情绪表达风格、提升情绪调控能力、表现出较多关怀、安慰、鼓励等情感亲社会行为(刘航等，2019)。

研究发现仅接纳陪伴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许标等，2015)。相濡以沫的婚姻，父母可能在积极的亲子互动过程中，通过正面管教行为培养道德品质与强化亲善态度与行为。但未发现规范服从和控制处罚的中介作用，规范服从和控制处罚可能皆属于诱导纪律层面。虽然以往研究发现，诱导纪律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但也有研究指出，只有当父母先给予儿童充分的温暖，向孩子解释控制、惩罚规则的原因，引导他们积极关注与思考行为结果。当他们认为这些规则是可接受、必须的，才可能更主动培养同理心、责任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刺激才可能更强(Sparks et al., 1984)。

研究还发现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这可能因为良好的婚姻使夫妻形成一个负责、合作与关爱的团队。不仅向家庭成员表达、传递积极情绪，而且在温暖的情绪渲染下，以正面恰适的教育对待孩子。引导他们建立友善、合作、不失原则的社交模式，增加亲社会行为(Bornstein et al., 2018)。此外，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包含了多种内在的情绪态度和理念(如温暖支持、理性引导、体谅感谢、赞扬鼓励等)，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是这些情绪态度与理念的具体外在表现。可能正因为两者内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得积极情绪表达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大于接纳陪伴。这也意味着孩子可能在“父母积极情绪性教养行为”下，掌握良好的情绪表达规则，提升情绪社会化能力与发展亲社会行为。

4.3 链式中介模型的儿童性别多群组分析

本研究发现，儿童性别在链式中介模型中存在差异，父母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在不同性别儿童组皆成立，女孩组的效应量大于男孩组；但接纳陪伴的中介作用仅在男孩组成立，这可能源于儿童个人因素与父母养育的差异。

首先，女孩在情绪感知识别、感染反应、理解表达，以及情感共情倾向上具有优势。父母以温和的方式与她们进行多样化的情绪交流，使之更好成长(Rosnati et al., 2007)。而男孩在父母(尤其父亲)相对严厉又缺乏温暖互动的养育环境，以及性别角色认知下，可能有意识控制或抑制情绪表达和共情。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使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对女孩亲社会行为促进作用优于男孩。

其次，Bowen(1978)强调，家庭成员的行为在情绪驱动下产生、融合与之伴随，加上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在理念、标准上的一定契合，可能使其被融入在积极情绪表达中。女孩对父母传递的积极情绪信息更敏感，可能遮掩了接纳陪伴对女孩亲社会行为的刺激效应。教养目标期许和性别角色要求，可能使女孩为了获得父母及他人的接纳与喜爱，继而强化与维持“常态化”的亲社会行为，也可能削弱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促进作用。

再次，研究发现，男孩易受到人际互动环境影响(Leaper et al., 1989)。如果以温暖接纳、正面一致、问题解决为焦点的养育行为对待男孩，有利于提高他们认知共情和观点采择水平，使他们比女孩更易接受父母提供的亲社会行为范型，扩大其效应(Jaursch et al., 2009)。模型-补偿假设(Modeling and Compensation Hypotheses)也强调，父子间亲密融洽的关系，可以促使男孩以父亲为榜样，习得正确的情绪和行为处理方式，提升亲社会的能力。因此，接纳陪伴对男孩亲社会行为的刺激效应可能显著并凸显于女孩。不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的探讨与证实。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切入，关注家庭系统中积极心理因素对培养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不仅研究视角和内容具有新颖性，而且可为父母的良性成长提供可参考的意见。首先，父母应采用建设性的策略提升婚姻质量，增进亲密度。其次，尽可能在家庭中形成积极情绪表达主基调，为家庭成员提供关爱、互惠、协作等情绪行为范式，刺激与培养儿童亲社会动机与行为。再次，父母应采取刚柔兼具的教养行为，帮助孩子认清规则与原因、学会换位思考、提升共情能力、建立人际信任，表现出较多亲社会行为。最后，父母要与时俱进，学习科学的性别教育知识，形成更完整的人格性别角色教育模式。既塑造男女孩坚强独立、勇敢担当、吃苦耐劳的人格特质，又培养理解他人、尊重友爱、互帮互助等良好品格，助力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采用横断研究设计，不能考察各变量随时间推移的变化特点和因果关系，可能产生中介效应的估计偏差，后续研究会进一步设计追踪研究，揭示变量间因果关系与减少偏差；第二，亲社会行为测量工具信度很低，原因可能与SDQ量表不同版本翻译、文化差异、单一评定者局限、样本容量等有关，后续研究会将评定者差异与文化差异考虑进去，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儿童亲社会行为；第三，研究数据均来自父母的自我报告，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尽可能的收集多主体的数据(如儿童对父母婚姻、情绪表达、教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评估)，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四，未考察不同婚姻质量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后续研究会进一步探索。

5 结论

(1) 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

(2)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陪伴接纳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儿童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包含三条中介路径：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单独中介作用、陪伴接纳教养行为单独中介作用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陪伴接纳教养行为链式中介作用。

(3)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接纳陪伴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在儿童性别上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