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伤行为(self-injury)是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这种行为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且不被社会所认可，比如用利器割伤/划伤、打火机烧伤、以头撞墙等(Gratz, 2001; 于丽霞等, 2013)。自伤行为是一种复杂且危险的心理病理行为，与很多心理问题与障碍(如抑郁症、进食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等)存在显著相关，并且是自杀的重要预测指标(Guan et al., 2012; Ribeiro et al., 2016; Selby et al., 2012; Sinclair et al., 2010)。青少年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发人群，国外相关综述研究显示青少年自伤报告率最低为5.5%，最高则达到37.2%(Muehlenkamp et al., 2012)，国内学者辛秀红和姚树桥(2016)针对全国的大样本调查发现，国内青少年直接自伤行为的发生率高达30%。因此，考察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家庭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冲突、父母关爱缺乏、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无效环境等家庭因素与自伤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邝立平等, 2017; 王玉龙, 覃雅兰, 2016; 王玉龙等, 2016; 向伟等, 2019)，但目前未有研究关注父母“低头族”这一新型风险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低头族”(phubbing)是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时代产物，主要是指只顾低头玩手机而冷落、忽视他人和事物的一种现象(Roberts & David, 2016)。父母“低头族”则是指父母只顾低头玩手机而冷落或无暇顾及子女的现象(丁倩等, 2019)。研究发现，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McDaniel & Radesky, 2017; McDaniel et al.,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并且对手机成瘾等病理性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Xie et al., 2019; 丁倩等, 2019; 丁倩等, 2018)。自伤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病理行为，是否也受父母“低头族”的影响呢？

1.1 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自伤

家庭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生物社会模型理论(Crowell et al., 2009)提出，自伤行为受个体先天的情绪脆弱性和后天无效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家庭无效环境(invalidating environment)的主要特征是，父母对孩子情感需求的忽视、虐待或其他无效反应，导致孩子的正常情绪反应受阻，表达能力受损；而父母自身的情绪敏感性可能较低，使他们无法及时察觉孩子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的情绪表达方式以及情绪反应可能出现病理化趋势，从而加大了自伤发生的可能性(Linehan, 1993; 张英俊, 钟杰, 2013)。以往研究证实，家庭无效环境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王玉龙, 覃雅兰, 2016)。而父母“低头族”现象较多的家庭有着无效环境的典型特征，也即父母对孩子的忽视和拒绝。在亲子互动中，父母只顾低头玩手机而无暇顾及或冷落孩子，孩子对父母的关注需求就得不到回应，进而产生强烈的被忽视甚至被拒绝的感觉(Mcdaniel & Coyne, 2016; Stockdale et al., 2018)。父母的冷漠拒绝会让个体感知到父母更少的温暖和爱，因此他们处理生活与学习问题时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最后通过自伤行为来缓解消极情绪(邝立平等, 2017)。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父母“低头族”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

1.2 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

为了更好地开展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防与干预工作，不仅要探讨变量间的相关，还要研究其作用机制。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自伤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在起作用，如消极情绪、情绪调节等(Sim et al., 2009; 向伟等, 2019)。对此，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AM)提供了理论解释。体验回避模型认为，自伤的形成过程如下：一个刺激性事件引发了个体的消极情绪，消极情绪会进一步诱发体验回避，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需要一些途径来帮助他们实现对内在体验的逃避，而自伤带来的强烈生理体验可以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内部心理体验转移到外部生理体验上，因此导致个体自伤行为的发生(Chapman et al., 2006)。基于体验回避模型和以往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情绪反应(焦虑)和应对方式(体验回避)可能在父母“低头族”和自伤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2.1 焦虑的中介作用

根据体验回避模型，消极情绪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性因素。相关研究也证实，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王玉龙等, 2017; 林琳等, 2017)，在所有消极情绪中，焦虑和恐慌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具有最强的预测作用(Hughes et al., 2019)。另一方面，研究发现父母技术干扰这种和父母“低头族”类似的现象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焦虑情绪(McDaniel & Radesky, 2017,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父母的低头行为会降低育儿响应度，使孩子感受到被冷落、忽视和拒绝(Mcdaniel & Coyne, 2016)。而父母的冷漠拒绝会引发青少年的内心冲突，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支持，从而导致焦虑水平的上升(Drake & Ginsburg, 2012; 马月等, 2016)。此外，以往研究也证实消极情绪在家庭因素和青少年自伤之间起中介作用(向伟等, 2019)。因此，父母“低头族”可能通过增加焦虑情绪而加大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父母“低头族”通过焦虑的中介作用对自伤行为产生影响。

1.2.2 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

体验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是指个体倾向于回避或逃避不想要的内在体验(如身体感觉，情绪，思维和记忆等)，并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些体验的形式、频率或环境(Hayes et al., 1996; Hayes, 2004)。根据体验回避模型，体验回避会导致自伤(Chapman et al., 2006)。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需要一些途径来帮助他们实现对内在体验的逃避。注意转移常常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强烈的生理体验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注意转移。虽然自伤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强烈生理体验的痛苦行为，但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内部心理体验转移到外部生理体验上。因此，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可能更加偏好自伤行为。以往研究证实，体验回避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李伟等, 2016)。另一方面，父母“低头族”可能正向影响体验回避。在亲子互动中，父母低头行为会使孩子感受到被忽视和拒绝(Mcdaniel & Coyne, 2016)，被忽视和拒绝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它可能会引发个体的焦虑情绪(Drake & Ginsburg, 2012; 马月等, 2016)，而焦虑可能又会进一步诱发体验回避(Bardeen, 2015; Venta et al., 2012)。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的内化、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McDaniel & Radesky, 2017,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并且对手机成瘾等病理性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Xie et al., 2019; 丁倩等, 2018; 丁倩等, 2019)。因此，父母“低头族”可能通过增加体验回避而增加自伤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父母“低头族”通过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对自伤产生影响。

1.2.3 序列中介作用

虽然焦虑和体验回避都可能是父母“低头族”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首先，焦虑与体验回避密切相关(Bardeen, 2015; Venta et al., 2012)，焦虑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可能会加剧体验回避。体验回避能暂时逃脱负性的内心体验，个体常常使用体验回避来逃避不想要的负性体验(Kashdan et al., 2013)。因此，当个体处于焦虑情绪时，为了逃脱或回避不想要的内心体验，可能会加剧对体验回避的需求。其次，焦虑可能通过体验回避作用于自伤行为。根据体验回避模型，消极情绪会诱发体验回避，而自伤带来的强烈生理体验可以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内部心理体验转移到外部生理体验上，因此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通过自伤来逃避内在体验(Chapman et al., 2006)。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体验回避在焦虑与饮酒动机、病态收集、大麻吸食行为等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Buckner et al., 2014; Stewart et al, 2002; 贾彦茹等, 2019)。由此可以推断，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作用是有先有后的序列性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父母“低头族”通过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影响自伤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河南省两所中学选择被试，采用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发放问卷900份，剔除规律填写、作答不全等无效问卷之后，有效回收问卷808份。所有被试平均年龄14.10岁(SD=1.61)，其中男生386人，女生422人；初中403人，高中405人。

2.2 工具 2.2.1 父母“低头族”量表

采用丁倩等人(2018)修订的父母“低头族”量表(Parents’ Phubbing Scale)(Roberts & David, 2016)，测量父母只顾低头玩手机而冷落或无暇顾子女的现象。该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和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用手机”。采用Likert-5级评分，总均分越高代表父母“低头族”现象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2.2.2 抑郁-焦虑-压力简版量表

采用龚栩等人(2010)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简版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来测量个体的焦虑水平。该量表包含三个部分：抑郁、焦虑和压力，每部分各7个条目，如“我感到口干舌燥”、“我觉得我可能将要发疯”。采用Likert-4级评分，总分越高代表抑郁-焦虑-压力程度越高。由于本研究只涉及到了“焦虑”这一个中介变量，因此只选取了本量表中的焦虑分量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焦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3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采用曹静等人(2013)修订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Ⅱ, AAQ-Ⅱ)(Bond et al., 2011)，测量个体对不愿意经历的内部私人体验的回避程度。该量表包括7个项目，如“痛苦的经历使我难以过上理想的生活”。采用Likert-7级评分，总分越高代表体验回避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2.2.4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

采用冯玉(2008)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来评估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该问卷包括18个条目，如“您过去生活中曾发生的行为—故意用玻璃、小刀等划伤自己的皮肤”。每个条目包括自伤行为次数评估和对身体伤害程度评估两个部分，自伤行为次数的评估分为0次、1次、2~4次和5次以上(包括5次)4个等级；对身体伤害程度的评估分为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5个等级。首先计算每个条目的得分(每个条目的得分采用自伤行为次数和对身体伤害程度的乘积)，然后计算所有条目累加的总分，总分越高代表自我伤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发现，共有17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24.26%，低于40%，说明本研究自我报告收集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使用各变量的平均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焦虑、体验回避、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焦虑、体验回避与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变量间的关系支持后续假设的检验。

3.2 序列中介效应检验

在检验序列中介效应之前，本研究运用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M₁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较好，χ²/df =3.35，CFI=0.98，TLI=0.97，RMSEA=0.05，SRMR=0.05。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的证明假设模型是相对最佳模型，本研究在基准模型“父母低头族→焦虑→体验回避→自伤”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竞争模型和假设模型进行比较。竞争模型M₂在基准模型上增加了“父母低头族→自伤”路径，竞争模型M₃在模型M₂上增加了“父母低头族→体验回避”路径，竞争模型M₄在模型M₂上增加了“焦虑→青少年自伤”路径。模型比较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M₂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38.94，Δdf =2，p＜0.01，模型M₃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26.05，Δdf =1，p＜0.01，模型M₄和模型M₁之间的Δχ²=14.34，Δdf =1，p＜0.01。通过上述比较，同时结合拟合指数可得，与其他竞争模型相比，本研究的假设模型是相对最佳模型。

接着检验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df =2.71，CFI=0.99，TLI=0.99，RMSEA=0.05，SRMR=0.01。父母“低头族”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β=0.27，p＜0.001)。然后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把中介变量(焦虑、体验回避)加入模型，得到图 1所示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父母“低头族”正向预测焦虑(β=0.35，p＜0.001)，正向预测体验回避(β=0.14，p＜0.01)，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β=0.09，p＜0.05)；焦虑正向预测体验回避(β=0.71，p＜0.001)，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β=0.35，p＜0.001)；体验回避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β=0.16，p＜0.05)。

进一步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方杰, 张敏强, 2012)。通过重复随机抽样在原始数据(n=808)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计算出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3所示，上述中介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均显著。父母“低头族”可以分别通过焦虑和体验回避的部分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自伤，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2和0.02。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自伤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三个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分别为66.67%、11.11%和22.22%。

4 讨论 4.1 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自伤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族”能直接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该结果支持了有关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行为的研究(McDaniel & Radesky, 2017,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 Xie et al., 2019; 丁倩等, 2018; 丁倩等, 2019)，说明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适应的作用具有跨领域的一般性。父母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期望违背理论认为，在人际互动中个体对彼此的行为总会有所期待，如果对方的行为与个体的期望不一致，就会产生负面的期望违背(Burgoon, 1993)。在亲子互动的过程中，如果父母只顾低头玩手机而无暇顾及或冷落孩子，孩子对父母的关注需求得不到回应，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受到被忽视和拒绝而产生负面的期望违背，进而引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Kildare & Middlemiss, 2017; McDaniel & Radesky, 2018)。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之中并无法排解时，最后可能通过自伤来逃避或者缓解内心的冲突。

4.2 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焦虑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父母“低头族”通过增加焦虑而加大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这与以往有关父母“低头族”会导致焦虑(McDaniel & Radesky, 2017, 2018; Stockdale et al., 2018)、焦虑会引起自伤(Hughes et al., 2019)的研究证据一致。本研究将三个变量同时纳入考察，解释了父母“低头族”是导致青少年焦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因子。可能的原因在于，父母低头玩手机带来的忽视和拒绝使青少年体验到较多的焦虑情绪，由于自伤行为具有缓解消极情绪的功能，因此他们通过自伤达到缓解消极情绪的目的。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人关于消极情绪在家庭因素和自伤之间所起的作用(向伟等, 2019)，他们的研究发现，父母关爱缺乏会通过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对自伤行为产生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父母“低头族”通过增加体验回避而加大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这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体验回避倾向越高的个体，其自伤的可能性越大(李伟等, 2016)。自伤带来的强烈生理体验可以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内部心理体验转移到外部生理体验上，因此个体通过实施自伤来回避心理体验。本研究将三个变量同时纳入考察，解释了体验回避这种不良的应对方式在父母“低头族”影响自伤行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体验回避能使个体暂时逃脱负性的内心体验，所以个体常常使用体验回避来逃避不想要的负性体验(Kashdan et al., 2013)。对于那些父母总是低头玩手机的孩子，父母的忽视和拒绝会引发他们的消极情绪体验，因此他们通过自伤行为来回避这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但是回避本身不仅不会消解这些负性情绪，而且还会增加这些负性情绪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从而导致恶性循环(Bond et al., 2011; Hayes et al, 1996; 李伟等, 2016)。此外，对不同路径产生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焦虑的中介效应更强，而体验回避的中介效应较弱。这一方面说明焦虑比体验回避有更强的中介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焦虑这种消极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体验回避作为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在一个较为综合的模型中更容易受到焦虑这种消极情绪反应的影响而非父母“低头族”这一远端环境刺激的影响。

与此同时，本研究发现，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自伤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这一结果反映了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密切联系，支持了以往的研究(Bardeen, 2015; Venta et al., 2012)。该结果表明，父母“低头族”会增加自伤行为的风险，且这种效应是通过情绪反应(焦虑)和应对方式(体验回避)的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体验回避模型：父母低头玩手机而冷落孩子(刺激性事件)增加了个体的焦虑情绪(消极情绪反应)，焦虑会诱发体验回避倾向，自伤带来的强烈生理体验可以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内部心理体验转移到外部生理体验上，因此个体选择自伤作为回避方式。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不仅深入解释了父母“低头族”如何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更全面揭示了父母“低头族”作用于青少年自伤的机制；而且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支持了以往有关家庭因素通过情绪和认知因素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观点(王玉龙等, 2016; 向伟等, 2019; 邝立平等, 2017; 王玉龙, 覃雅兰, 2016)。同时，本研究首次将父母“低头族”引入到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之中，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

4.3 启示、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族”会通过增加焦虑情绪和体验回避，从而引发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这为青少年自伤的干预工作提供了一些实践启发。首先，父母“低头族”是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而出现的独特时代产物，因此在青少年自伤的干预中要尤其重视这种新型的风险家庭环境。父母在与孩子进行亲子互动时，要放下手机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提升对孩子需求的响应度和敏感度，减少对孩子的忽视和拒绝，从而降低自伤发生的可能性。其次，青少年自伤的干预不仅要重视其所处的风险环境，还要从青少年自身的情绪调节和应对方式入手。我们可以通过团体辅导、个体咨询和公共课程等多样化的方式培养青少年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及良好的应对方式，克服焦虑和体验回避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自伤的风险。最后，对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临床治疗，可以借鉴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体验回避源于接纳承诺疗法，该疗法认为克服体验回避是发展和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Hayes et al., 1996; Hayes, 2004)。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的体验回避倾向进行干预，提高个体对情绪的识别以及对消极情绪的忍受。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在选取被试时，并没有调查被试是否来自完整家庭，以及是否与父母长期同住在一起，这些人口学变量可能对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该尽量全面地调查人口学变量，以便深入考察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将父母作为一个集体考察低头族现象，并没有分开考虑父亲低头行为和母亲低头行为的影响。在家庭之中，父亲和母亲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父母双方的低头行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影响。父母双方的低头行为是否有不一样的影响，是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问题。再次，在研究类型上，本研究采取的是横断研究，横断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有效说明作用机制的动态变化以及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取追踪研究和实验研究，以便深入考察变量间的作用机制。最后，在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过程中，除了焦虑和体验回避之外，可能存在其他相似的易感性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的作用机制，为青少年自伤的干预提供一定的思路。

5 结论

(1) 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之间构成序列中介，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部分通过父母“低头族”→焦虑→体验回避→青少年自伤这一路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