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亲职压力是指父母或抚养人在履行其亲职角色及亲子互动过程中，因受到其个人的人格特质、子女特质、亲子互动情况以及家庭情境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在教育教养中感受到的压力(Abidin, 1995)。亲职压力一方面是由压力事件引发的应激反应，它将导致身体症状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部环境刺激(如孩子自身的残疾、养育负担等)，并受个体因素影响(李静, 2010)。而Abidin(1990)认为亲职压力主要来自于亲职愁苦、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三方面的压力，并指出由于亲职需求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会造成亲子互动关系发展不良(Abidin, 1992)，过大的压力不仅直接损害家长的身心健康(钱小芳等, 2018)，还会引发父母的亲职行为及功能失常，造成家庭危机(Johnson & Simpson, 2013; Johnson et al., 2011)。相比普通儿童家长，残疾儿童家长会感受到更大的亲职压力(黄赛君等, 2018)，进而对家长的影响也更为明显。相关研究发现，亲职压力会严重影响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身心健康，且母亲比父亲的压力更大(Johnson et al., 2011)；还对脑瘫儿童家长的幸福感、家庭功能和经济等方面都带来了较多负面影响(Davis et al., 2010)。可见，亲职压力不仅危害到残疾儿童家长的身心健康，更有可能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会使家长感受到不同程度的亲职压力，包括家长的自我效能、性格特征等人格因素(Finzi-Dottan et al., 2011)，家庭关系、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Wiener et al., 2016; 张焱, 钟永碧, 2015)，以及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和适应困难等(Mcstay et al., 2014)。尤其当养育对象是残疾儿童时，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如父母对孩子的认可度、孩子的障碍程度及问题行为、孩子康复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投入、夫妻关系与家庭内部矛盾、工作-家庭冲突、周围人的眼光、能否得到社会支持等，都可能成为家长亲职压力的重要来源(Wiener et al, 2016; 张焱, 钟永碧, 2015)。而残疾儿童由于自身的障碍，的确会出现比普通孩子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Kaptein et al., 2008)，残疾儿童自身的障碍和由此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家长的负性影响会相互叠加，给家长带来更大的压力感受。已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家长的压力越大(郝金莲等, 2014)。然而，目前有研究探讨残疾儿童自身的功能缺陷给家长带来的压力(秦秀群等, 2009)，也有研究探讨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的相关关系(黄赛君等, 2018)，但并未同时探讨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结构中的情绪行为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揭示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结构中的不同成分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机制。

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具有生命的活力、积极的内心体验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够有效地发挥个人的身心潜力与积极的社会功能(刘华山, 2001)。在众多评估儿童心理健康的工具中，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是Goodman(1997)编制的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该问卷是目前常用的情绪与行为评定量表，不仅被用于测评普通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Thabet et al., 2000)，还被用于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的测量(Kaptein et al., 2008)。Goodman从长处和困难两个方面去评估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长处是指亲社会行为，而困难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和同伴交往问题，主要反映的是儿童自身的情绪行为问题。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少，且亲社会行为越多，表明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基于情绪行为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在儿童心理健康中的作用不同，它们对于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也会不同。通常，残疾儿童出现的情绪行为问题会直接给家长带来麻烦和困扰，使其产生亲职压力(Giovagnoli et al., 2015)。此外，有研究发现，减少情绪行为障碍儿童的愤怒情绪，可以使其出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减少对同伴的攻击性行为(Kellner et al., 2008)，这说明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减少有助于亲社会行为的增加。而当残疾儿童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会让家长看到孩子积极变化的希望，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信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轻其亲职压力(Rivard et al., 2014)。综上所述，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既能对家长亲职压力有直接影响，又能影响到自身的亲社会行为，并且残疾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出现有助于缓解家长亲职压力，这说明亲社会行为可能就是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间的一个中介变量。

长处和困难问卷除了有上述提到的五个因子，还可以根据量表附加的两个题目算出影响因子得分，并用于评估情绪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功能的影响程度(Sæther & Moe, 2010)。情绪行为问题和亲社会行为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两个方面(Emerson & Hatton, 2008)，情绪行为问题涉及儿童个体的心理和谐，亲社会行为反映的是儿童与社会环境的平衡。通常个体会首先关注自身的内在心理和谐，然后才寻求与外部环境的平衡，最终达成内外协调的心理健康状态(陈建文, 王滔, 2004)。期间，由于残疾儿童的人格特质、障碍特征、认知能力等不同，他们对情绪行为问题带来影响的自我体验和感知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多，但这些问题对其影响可能并不大；而有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不太多，但儿童个人的体验敏感且深刻，对问题带来的烦恼感受很强烈。这种对情绪行为问题内在感受的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到儿童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因此，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不仅与困难本身有关，而且还与这些困难的影响程度有关(Mathai et al., 2002)，显然情绪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困扰程度越大，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问题影响程度可能会在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本研究希望可以验证问题影响程度对于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

以往研究探讨特殊儿童家长亲职压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方面，也有少量研究探讨残疾儿童自身障碍以及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的关系，但并未同时将心理健康的内部因素考虑进去。本研究将心理健康结构中的情绪行为问题、亲社会行为和问题影响程度作为变量，能够清楚地看到心理健康结构中的不同成分与家长亲职压力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旨在深入探讨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亲社会行为以及问题影响程度与家长亲职压力的关系，揭示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结构中的不同成分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机制，为今后的教育和干预提供依据，进而促进残疾儿童及其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根据上述分析以及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提出3个假设：(1)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对家长的亲职压力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这一中介作用受到问题影响程度的调节。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重庆、四川和广州3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及相关康复机构抽取了250名残疾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在回收的216份问卷中剔除有规律作答和题项回答缺失或有误的问卷17份，得到有效问卷199份，问卷的回收率为86.40%，有效率为92.13%。在有效样本中，母亲106人(53.27%)，父亲76人(38.19%)，其他亲职角色17人(8.54%)；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有62人(31.16%)，初中64人(32.16%)，高中41人(20.60%)，大学及以上的有32人(16.08%)；已就业107人(53.77%)，未就业92人(46.23%)；独生子女有33人(16.58%)，非独生子女有166人(83.42%)；轻度障碍儿童有37人(18.59%)，中度102人(51.26%)，重度60人(30.15%)；参与调查的家长年龄在25~67岁之间(M=39.40，SD=8.23)，残疾儿童的年龄在3~17岁之间(M=9.56，SD=3.43)。

2.2 研究工具 2.2.1 短式亲职压力量表

采用由Abidin编制、任文香翻译并修订的短式亲职压力量表测查残疾儿童家长的亲职压力，此量表共36个题项，分为三个维度，包括亲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每个维度12题。该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计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量表得分越高，家长感受到的亲职压力越大，总分≥90分，表明家长感受到较高水平的压力(Haskett et al., 2006)。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68~0.85之间，Cronbach’s α系数在0.80~0.91之间(任文香, 1995),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全部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47~0.84间，χ²/df=4.93，CFI=0.90，TLI=0.87，NNFI=0.95，GFI=0.88，RMSEA=0.07(关文军等, 201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68~0.91之间，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2 长处和困难问卷

采用Goodman(2009)编制的长处和困难问卷(家长版)来了解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问卷共27个题项，前25个题项分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五个因子，其中困难由前四个因子组成，反映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每个题目按0~2三级评分(0分代表完全不符合，2分代表完全符合)，困难总分越低，即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越少，且亲社会行为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此外，该问卷还有两个附加题项用来评估困难对儿童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得分越高，代表困难对儿童的困扰和造成的社会功能缺陷越大。由于残疾儿童认知发展水平有限，自评有困难，因此本研究选用了该问卷的家长版。在家长版问卷中，困难总分≤13，可以认为儿童没有明显的情绪行为问题，亲社会行为得分≥6，表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良好(戴晓阳, 2010)。根据上海常模(父母版)可知，总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78，重测相关系数为0.72，具有较好的信度；与Conners父母问卷所有评分相关，也具有较高的平行效度(寇建华等, 2005)，且根据因子负荷大小，得出的五个因子与原结构一致，该量表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问题与困难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58~0.71之间，问卷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良好(刘书君, 2006)。在本研究中，情绪行为问题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亲社会行为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影响程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所有问卷由残疾儿童家长独立完成，这里的家长主要指残疾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收回问卷后，将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20.0和Hayes(2013)编写的PROCESS程序进行数据分析。PROCESS程序可以有效地检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等混合模型，有助于更明确中介效应的作用路径(Zhao et al., 2010)，近年来运用得越来越广泛(陈福美等, 2015; 陈秀珠等, 2019)。本研究采用PROCESS程序的模型7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其数理模型见图 2，模型中设定样本量为5000，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置信区间(CI)的置信度为95%，若置信区间(CI)不包含零则表明相应的效应显著，若置信区间(CI)包含零则表明相应的效应不显著(陈瑞等, 201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比较容易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方差进行检验，对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如果得到多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Podsakoff et al., 2003)。结果显示，共有1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3.97%，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此外，由于调节变量与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若VIF(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则表明模型中有很强的共线性(马雄威, 2008)。结果显示，VIF值为1.25，这说明本研究中共线性不严重。

3.2 残疾儿童心理健康各成分与家长亲职压力的相关分析

对残疾儿童心理健康的各个成分、家长亲职压力以及儿童年龄和家长就业状况进行了积差相关分析，其中家长就业状况已转换为虚拟变量，已就业为0，未就业为1，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

本研究统计了测验分数超过临界值的人数百分比，有77.89%的残疾儿童家长的亲职压力得分≥90，表明家长整体的压力水平很高；有53.77%的残疾儿童有着不同程度的情绪行为问题(困难得分≥14)，有67.34%的残疾儿童表现出不良的亲社会行为(得分≤5)，仅有1.51%的残疾儿童完全没有受到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得分为0)。从表 1可见，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与家长的亲职压力呈显著正相关，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家长的亲职压力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影响程度均与情绪行为问题和亲职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可见，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多，亲社会行为越少，家长的亲职压力越大，并且情绪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影响程度越大，其亲社会行为也就越少，结果符合预期。此外，由于儿童年龄和家长就业状况与心理健康和亲职压力有着显著相关，因此在之后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中将儿童年龄和家长就业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3.3 残疾儿童心理健康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为自变量(X)，残疾儿童家长的亲职压力为因变量(Y)，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为中介变量(M)，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影响程度为调节变量(W)，儿童年龄和家长就业状况为控制变量(C)，先对各变量分数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放入PROCESS 2.16的模型7中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 2。

如表 2所示，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a₁=-0.18, CI[-0.21，-0.14])，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亲职压力(b=-1.64, CI[-2.48，-0.81])。当加入亲社会行为后，情绪行为问题能显著地正向预测亲职压力(c’=1.13, CI[0.90，1.36])，由于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说明亲社会行为在情绪行为问题与亲职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问题影响程度在情绪行为问题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也有统计学意义(a₃=0.02, CI[0.01，0.04])。为在调节效应下检验情绪行为问题对亲职压力的间接效应，分别取问题影响程度高于1个标准差和低于1个标准差的分数进行自抽样(Bootstrap Samples=5000)检验。结果显示，问题影响程度无论是较低、中等、或较高，中介效应都显著(CI_M-1SD[0.20，0.64], CI_M[0.14，0.45], CI_M+1SD[0.09，0.33])，并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标a₃·b是显著的(a₃·b= -0.03, CI[-0.07，-0.01])，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

为更具体地了解问题影响程度在情绪行为问题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需继续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即按照问题影响程度得分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计算出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值，并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图 2)，由于问题影响程度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Johnson-Neyman法通过PROCESS语法操作窗口实现简单斜率检验。

经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当问题影响程度较小时(M-1SD)，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其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24, SE=0.04，p < 0.001)；当问题影响程度较大时(M+1SD)，情绪行为问题也能显著地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simple slope=-0.11, SE= 0.02，p < 0.001)，但其预测作用较小，这表明随着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影响程度的减弱，情绪行为问题的减少，会出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残疾儿童心理健康与家长亲职压力的关系，揭示了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其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问题影响程度的调节作用。

4.1 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家长亲职压力，即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多，家长亲职压力也就越大，这以往研究结果一致(Kim, 2013)。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普通的儿童，他们的教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家长以及社会关注的重点，残疾儿童因为其先天的生理缺陷或者是一些心理的发展障碍，影响到自身的生活，正如本研究结果所示，他们出现品行问题、情绪问题、多动以及同伴关系不良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致使他们表现出许多情绪行为问题，而这些情绪行为问题会使得他们更难管教，且进步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会倍感压力，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如：经济花费多，少了与朋友相处的时间等，并认为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很难教养，接着影响到与孩子间的关系，他们自身的效能感会越低，进而出现一系列的身心健康问题，可能还会反作用于孩子，家长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可见减少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是降低家长亲职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4.2 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除了直接影响外，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亲社会行为在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和家长亲职压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2相一致，这说明残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少，亲社会行为就越多，家长的亲职压力也会越小。如上所述，由于残疾儿童自身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自身和家长，甚至是整个家庭，这是容不得我们忽视的一点。不仅如此，这些情绪行为问题会使残疾儿童更难适应自身心理的状态，进而导致其亲社会行为更少，更难适应外界环境，必然导致家长会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孩子与环境的冲突和矛盾，消耗家长的心理和社会资源，进而加重了家长的亲职压力。由此可见，残疾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带给家长压力感，并且还会通过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间接影响到家长的亲职压力，而亲社会行为可以缓冲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给家长造成的亲职压力，增加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出现频率，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将有助于减少家长的亲职压力。

4.3 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程度的调节作用

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本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在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了问题影响程度的调节，且该调节效应作用于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即情绪行为问题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受到了问题影响程度的调节。

本研究发现，无论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都显著，这表明无论情绪行为问题带给残疾儿童的困扰有多大，都会对亲社会行为有影响，进而影响到家长的亲职压力水平。但通过图 2可知，当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影响较小，即其受到情绪行为问题带来的困扰较少时，他们还有一定的心理资源来关注自己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儿童的社会技能和社交能力有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Hulya, 2011)，此时情绪行为问题的减少必然会改善他人对残疾儿童的态度和回应方式，使其出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家长的亲职压力也会随之降低。当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影响较大时，即他们在学习、生活、同伴关系等诸多方面受到情绪行为问题的困扰都很大，往往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而有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控制感的耗竭会减少其亲社会行为(Anne et al., 2015)，因此残疾儿童不会因为情绪行为问题的减少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当然家长的亲职压力也不会有明显降低。由此可见，情绪行为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困扰程度，通过影响“情绪行为问题→亲社会行为→亲职压力”这一中介路径，也间接影响到了家长的亲职压力。这表明我们有必要对残疾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心理素质和抗挫能力，认识和应对困难，提高耐受性，减轻情绪行为问题对儿童的困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降低家长的亲职压力。

4.4 教育和干预启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养残疾儿童的合作、分享、助人和利他等亲社会行为，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进而减轻家长因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所带来的压力；还可以从游戏、情绪表达和转移注意等方面着手，减轻情绪行为问题带给儿童的困扰，以更好地发挥亲社会行为的缓冲作用，缓解家长亲职压力。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残疾儿童心理健康与家长亲职压力的关系，揭示了残疾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其情绪行为问题与家长亲职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问题影响程度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只是笼统地调查了残疾儿童及其家长群体，并未考虑到残疾儿童的障碍类型对研究变量的影响，今后可以将研究对象具体确定为某一种障碍类型的儿童及其家长；另一方面，根据文献和临床经验，能够反映出残疾儿童父亲和母亲体验到的亲职压力不同，这种亲职角色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把不同亲职角色加入研究模型。此外，由于残疾儿童与家长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通过亲子沟通直接建立起来，同时，他们同处家庭的这一生存环境，而亲子沟通和家庭环境必然会影响到儿童与家长的关系，因此，今后有必要展开与亲子沟通和家庭环境相关变量的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残疾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家长亲职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亲社会行为能够缓冲这一负向影响。

(2) 问题的影响程度显著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即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程度越小，亲社会行为的缓冲作用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