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已经实现了线下与线上并行发展。社交网络的出现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从最早的OICQ(腾讯QQ的前身)到当今的微信、QQ和Facebook，社会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使每个人都体验到了技术变革带来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缩小，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中与他人对话沟通的不同动机也深刻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肖崇好，黄希庭，2010)。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是社交网络使用的主要动机，它对个体的社会适应与行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也称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它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络中有选择地展现个人感受以及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并通过一定印象整饰策略去进行形象管理，以通过获得他人积极社会评价来满足个体特定心理需要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Bareket-Bojmel et al., 2016)。社交网络服务平台为个体的积极自我呈现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场所，通过这一服务平台个体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展现积极的自我形象(Haferkamp et al., 2012)。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感知能提高个体的积极自我概念，如，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对自我体像的积极感知能提高自尊水平和抑制非适应性社交网络使用产生的抑郁情绪，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对于社交网络中自我呈现的积极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彭先桃等，2019)。此外，大量研究证实，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能给个体带来较多积极影响，如，线上积极自我呈现有利于个体获得更多积极评价和社会支持，降低孤独感、抑郁和焦虑情绪，提升自尊水平、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Ellison et al., 2007；Greitemeyer et al., 2014；Indian & Grieve，2014；Kim & Lee，2011；Pittman & Reich，2016；Swickert et al., 2002；Valkenburg et al., 2006)，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拟在探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个体幸福感关系基础上，引入线上积极反馈和自尊两个变量探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具体机制，进一步揭示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如何影响幸福感。

1.1 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一定外在或内在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整体评价(Diener & Emmons，1984)，对其评价既可以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和积极的情感体验方面进行，也可以从消极情感体验等方面进行。在移动网络时代，幸福感水平也受到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使用中的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会使个体更加关注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并希望在社交网络中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这有助于个体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和塑造积极自我概念(Gonzales & Hancock，2011；Toma & Hancock，2013)，并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水平(Kim & Lee，2011；Park et al., 2009)。此外，网络成瘾的社会补偿假说(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 of Internet Addiction)还认为，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某些目的的机会，社交网络使用中的自我呈现不仅不会削弱现实生活中交往主体的社会联系，反而会增加个体与他人间的友谊质量、提升幸福感和降低孤独感、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Grieve et al., 2017)。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能使个体将更多注意力聚焦于与自我相关的积极信息，并能使个体获得更多积极情绪体验和积极的自我概念(Swickert et al., 2002)，这对促进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个体的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1.2 线上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社交网络使用中的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能获得他人线上积极反馈并有助于积极社会互动。线上积极反馈作为社会支持的主沂现形式，表现为对他人社交网络活动的积极关注和接纳。实证研究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不仅能获得更多友善的支持性评论或回应，而且还能够加强个体间的关系亲密并提升幸福感水平(Liu & Brown，2014)。有研究还指出，个体在与他人社会互动过程中感知到的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对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也具有重要作用，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感知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就会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Lee et al., 2013；Veronese et al., 2012)。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个体的社交网络使用是出于特定心理需求满足的目的，而社交网络作为一种虚拟沟通平台，它以自身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去抑制性等特性，以及即时通讯、在线评论和自我呈现等功能，满足了个体的积极自我呈现、寻求归属感、获得社会支持和进行积极自我建构的需要，这对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和提升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意义(Akpan et al., 2013)。此外，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还强调，社交网络使用过程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不同的使用动机会使个体对社交网络使用结果产生不同预期(Joseph et al., 2013)，如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后的积极预期通过促进个体网络自我效能，使个体体验更多积极情绪和提高生活满意度(陈必忠，2018)。因此，提出研究假设2：线上积极反馈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1.3 自尊的调节作用

自尊作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认为是个体对自我持有的一种积极评价，它反映着自我概念的积极性水平(Harter，2006)，同时自尊作为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并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与行为改变产生重要影响(Griffiths et al., 2011), 是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之一(Zeigler-Hill et al., 2017)。主观幸福感的加法模型(Subjective Well-being Additive Model)认为，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改变是个人因素(如人格)与环境作用的结果，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整体评价，也可以被看作是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Diener et al., 1999)。该模型还认为，社会交往中一些个体对他人或事件的积极信息更敏感，这不但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而且也能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何晓丽等，2011)；而社会交往中也有一些个体对他人或事件的负面信息更敏感，这不但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而且也能降低他们对幸福感的感知(邱林，郑雪，2013)。

具体来说，社交网络作为一种便捷的社交平台，有利于那些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Lee et al., 2014)，构建完美形象以体验积极情绪；但是，基于低自尊水平个体对于人际交往情境中的拒绝信号更加敏感，导致此类个体的人际关系建构不够稳定，因此使得低自尊个体在社交网站互动中的幸福感体验受到干扰；而对于那些高自尊个体而言，他们更期望通过线上积极自我呈现来扩展自己的朋友圈，对于社交网站中积极反馈信号更加敏感，因此相比于低自尊个体高自尊个体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将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其积极情绪以及幸福感体验也更强(Lee et al., 2011)。因此，提出研究假设3：自尊能够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直接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相比低自尊个体，高自尊个体更容易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还指出，自尊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能够调节个体对他人及外界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过程，并能根据不同的认知和评价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张林，李元元，2009)。基于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在社会交往中具有较低自尊水平的个体更倾向聚焦于事件的负面信息，并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在社会交往中具有较高自尊水平的个体更倾向聚焦于事件的积极信息，并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李海江等，2012)。以往相关研究指出，具有高自尊水平的个体对社交网络中的积极信息更敏感，他们也更容易感知来自他人的积极性评价；而具有低自尊水平的个体对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更敏感，他们常会“过滤”掉那些对自己的积极性评价，即具有较高自尊水平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使用中能感知到他人更多的积极社会反馈(孙晓军等，2017)。自尊的认知偏向研究也证实，高自尊者存在对积极信息的注意偏向，而低自尊者存在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后个体获得的大量社会评价信息，如何被个体认知将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变化，高自尊者更容易感知到他人反馈的积极信息，而低自尊者更容易感知到他人反馈的消极信息(Park & Maner，2009)。综上，本研究认为，与低自尊水平个体相比，具有高自尊水平的个体不仅能通过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获得更多的线上积极反馈，而且他们对线上积极反馈的敏感性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和更多的幸福感。因此，提出研究假设4：自尊能够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线上积极反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高自尊个体更容易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中获得线上积极反馈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综上所述，在以往相关研究和理论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探究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青少年幸福感的关系，考察线上积极反馈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回答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如何”对青少年的幸福感产生作用，同时考察自尊在中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回答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何时”对青少年的幸福感产生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内蒙古选取经常使用社交网络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问卷施测。调查问卷共发放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4份，问卷有效率为90.2%，其中，在无效问卷196份中，连续作答同一选项的问卷52份，作答项目缺失超过5项的问卷144份。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12~18岁之间，男生788人(43.68%)，女生1016人(56.31%)，初中生772人(42.79%)，高中生1032人(57.21%)。

2.2 工具 2.2.1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问卷

采用牛更枫等人(2015)修订的《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问卷》，问卷由10个题目组成，包括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2个因子。积极自我呈现因子包含6个题目，用来测量个体在社交网站中选择性地呈现自己积极方面心理倾向的程度；真实自我呈现因子包含4个题目，用来测量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的程度。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程度越高。本研究选用该问卷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因子进行分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2。

2.2.2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问卷

采用Liu和Brown(2014)编制的《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问卷》。问卷由5个题目组成，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社交网站中被他人积极反馈的频率，如“我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个人自拍后获得朋友积极反馈的频率是”。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从来没有，5代表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获得积极反馈的频率越高。本研究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

2.2.3 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

采用Hills和Argyle(2002)编制的《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该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的总体幸福感。问卷由8个题目构成，使用李克特四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在本研究中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如下：χ²/df =4.68，RMSEA=0.06，NFI=0.95，GFI=0.94，CFI=0.92，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6。

2.2.4 整体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整体自尊量表》(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由10个题目构成，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级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关于自尊的测量中广泛使用并表现出很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设定公因子数为1，并采用LISREL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各问卷所用题目作为外显变量进行因素分析，拟合指数如下：χ²/df=22.54，RMSEA=0.24，NFI=0.68，GFI=0.75，CFI=0.66，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表 1呈现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结果发现：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线上积极反馈、自尊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线上积极反馈和自尊显著正相关，本研究数据可用于进一步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3.2 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检验方法，在控制性别和年级条件下，考察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线上积极反馈的中介效应和自尊的调节效应。数据分析通过Hayes(2013)在SPSS宏程序PROCESS中提供的MODEL 8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是否受到自尊调节的检验中，检验的回归方程为：幸福感=c₀+c₁线上积极自我呈现+c₂自尊+c₃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自尊+ε₁ (方程1)，结果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07, t=4.27, 95%置信区间为[0.03, 0.09], p < 0.01)，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自尊的交互项对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0, t=8.88, 95%置信区间为[0.15, 0.24], p < 0.01)，这表明自尊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经过线上积极反馈对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自尊的调节检验中，检验的方程分别为：线上积极反馈=a₀+a₁线上积极自我呈现+a₂自尊+a₃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自尊+ε₂(方程2)，幸福感=c₀’ +c₁’线上积极自我呈现+b₁线上积极反馈+ ε₃(方程3)。方程2的结果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4, t=10.30, 95%置信区间为[0.19, 0.29], p < 0.01)，自尊对线上积极反馈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5, t=10.26, 95%置信区间为[0.15, 0.34], p < 0.01)，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自尊的交互项对线上积极反馈有显著预测作用(β=0.11, t=3.74, 95%置信区间为[0.03, 0.19], p < 0.01)。方程3的结果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09, t=3.34, 95%置信区间为[0.06, 0.14], p < 0.01)，线上积极反馈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07, t=4.53, 95%置信区间为[0.04, 0.09], p < 0.01)。上述结果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经由线上积极反馈对幸福感影响的中介作用的直接路径和前半段路径受自尊的调节，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数据支持。

本研究以高/低自尊平均数1个标准差为标准，区分出高自尊组(M+1SD)和低自尊组(M-1SD)进行简单中介分析(Toothaker, 1994)，由图 2可知，自尊水平较高的被试，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7, t=12.07, 95%置信区间为[0.21, 0.33], p < 0.01，但对于自尊水平较低的被试，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4, t=-0.98, 95%置信区间为[-0.15, 0.04], p>0.05，表明随着个体自尊水平的提高，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预测呈逐渐增大趋势。由图 3可知，自尊水平较高的被试，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7, t=8.61, 95%置信区间为[0.21, 0.33], p < 0.01，而对于自尊水平较低的被试，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5, t =1.28, 95%置信区间为[-0.02, 0.07], p>0.05，表明随着个体自尊水平的提高，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的预测呈逐渐增大趋势。综合以上结果，线上积极自我呈现通过线上积极反馈影响幸福感中介作用的直接路径和前半路径受到自尊的调节。

4 讨论 4.1 线上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线上积极反馈和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一致(Britt，2015；Kim & Lee，2011；Liu & Brown，2014；陈必忠，2018)，表明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使用中的积极自我呈现行为，不仅有利于他们获得线上朋友的社会支持，而且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以往研究也均发现，个体在社交网络使用中的积极自我呈现行为对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如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Huang，2017；Wang et al., 2014)。本研究验证了该结果，表明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促进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从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是为了满足社交整合需要，如获得归属感、亲密感和获得幸福感等(Malik et al., 2016)。可见，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呈现的信息通常都存在积极偏差，这种积极偏差通常体现在个体的积极自我呈现上(Fardouly et al., 2015)，线上积极自我呈现满足了个体理想自我形象的建构，积极的自我概念能让个体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并提高了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幸福感水平(Lin et al., 2014)。

进一步中介作用分析还发现，线上积极自我呈现除直接正向预测幸福感外，还能通过线上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对幸福感产生作用，这验证了研究假设2。研究结果证实了个体在社交网络使用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并且还能通过获得更多线上积极反馈(如点赞和积极评论)间接提升个幸福感，也即当个体在社交网络中采取了积极自我呈现策略，会获得他人以“点赞”“积极评论”等形式提供的社会支持(Basilisco & Jin，2015)，使个体感受到被关心照顾并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线上积极反馈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往研究也证实，线上积极反馈作为社交支持的主要形式，不但受到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的直接预测，而且线上积极反馈还对个体的幸福感有直接预测作用(Liu & Brown，2014)。也就是说，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能使青少年获得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并能有效提升其幸福感水平，这对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和促进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杨秀娟等，2017)。

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情绪增强假说(Bunge et al., 2017)和纯人际关系理论(雷雳，2016)。例如，情绪增强假说强调线上积极反馈作为个体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网络使用)的结果，青少年希望通过线上积极自我呈现来获得他人更多积极反馈，来提升自己的积极情绪(幸福感)和抑制消极情绪。因此，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不仅有利于个体获得心理满足(线上积极反馈)，还有利于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幸福感)。而社会交往的纯人际关系理论则强调，网络社会交往中由于缺少相应的可清晰辨别线索，会使个体在网络社交中表现出更多的去抑制性，这种虚拟的开放环境还增进了双方的亲密感，使交往双方更愿意袒露自我相关信息并期望获得对方的积极认可，由积极反馈带来的积极情绪显然促进了幸福感水平的提升。综上，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如何”通过线上积极反馈对青少年的幸福感产生作用的机制进行了有效揭示。

4.2 自尊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分析发现，自尊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线上积极反馈以及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中均存在显著调节作用，这验证了本研究假设3和假设4。即高自尊个体不但更容易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中获得幸福感，而且高自尊个体更容易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中获得他人积极的社会反馈进而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作用。简单斜率分析还发现，相对于高自尊个体而言，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能对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相对于低自尊个体而言，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不但没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反而对幸福感起到了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以往研究也指出，个体的社交网络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受到自尊水平的调节，如高自尊个体能感知到更多积极情绪，这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郑显亮，王亚芹，2017)。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强调，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自尊会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建构过程进行评估并进行调节，高自尊个体对自我概念的评估往往高于低自尊个体(Ford & Collins，2010)，即高自尊个体对积极信息更敏感，且更易建立积极自我概念，而低自尊个体对消极信息更敏感，且更易建立消极自我概念。因此，个体通过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产生作用的过程可能会受到自尊的调节，高自尊个体的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行为，有助于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进而提升个体的幸福感(Toma & Hancock，2013)；而对于低自尊个体而言，他们对消极信息更敏感，这使他们对自我的评价更低，不利于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并阻碍了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的积极效用(Usborne & Taylor，2010)。

此外，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对于高自尊个体而言，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能对线上积极反馈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低自尊个体而言，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线上积极反馈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具体来说，在网络社会交往中，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网络社会交往中能获得更多的益处(Frison & Eggermont, 2016)，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富者更富”假说(Lin et al., 2018)，该假说强调那些拥有丰富资源和社会适应较好的个体(如高自尊者)，更容易从网络使用(如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中获益(如线上积极反馈)。以往研究还指出，不同自尊水平者存在对信息加工的注意偏向，高自尊者对积极信息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而低自尊者对消极信息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Park & Maner，2009)。因此，在个体采取线上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后，高自尊个体会优先注意和加工他人反馈中的积极信息，对社会交往中的信息做出积极解释，并能体验到更多的线上积极反馈(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多积极情绪和提高幸福感水平；而低自尊者会优先注意和加工他人反馈的消极信息，对社会交往中的信息做出消极解释，并体验到较少的线上积极反馈(社会支持)，这可能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并降低了幸福感水平。

4.3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线上积极反馈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这对深化社交网络使用与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发展间关系的理解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也对促进网络时代青少年积极人际关系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借鉴和启示。本研究结果启示学校和家庭教育者：一是可适当鼓励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积极自我呈现，通过与他人积极线上互动获得积极反馈，这不仅有利于青少年在社会交往中提升幸福感水平，而且有助于促进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全面发展；二是注重青少年高自尊水平的培养，鼓励低自尊青少年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过程中关注他人积极的社会反馈，进而促进幸福感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问卷横断测量的弊端在本研究中仍有所体现，横断研究尽管可以使用较为精细的统计分析技术获得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但这种“拟似”因果关系，仍不能准确获得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对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机制，今后研究还需通过行为实验数据来进一步验证和支持；其次，研究中各变量间关系的论证虽然均有实证和理论支持，但这些理论提出的背景并不都是网络使用环境，这也意味着虽然它们能为本研究中各变量关系的论证提供理论支持，但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显得“微弱”；第三，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仅是社交网络使用的内容之一，本研究只探讨了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幸福感的关系，而且线上积极自我呈现并未具体到如正常的美颜自拍和炫耀性的“晒”积极自我等；第四，本研究仅关注线上积极自我呈现而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其它内容尚未涉及，如线上真实自我呈现、社交网络的主动使用与被动使用等，未来研究应对上述社交网络使用内容与积极心理品质发展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探讨，以从网络使用角度出发，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寻求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