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类型，又称孤独症、自闭症。其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社交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及狭窄局限的兴趣(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近年来，自闭症发病率逐年增长。2015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指出，我国ASD患者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可能超过200万。美国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2018年11月针对5000名0~17岁儿童家长的调查表明，ASD的发生率可能已高达1/40(CDC，2015)。

医学界至今尚未对自闭症发病机制有确定性解释，也没有特效药物或手术治疗手段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有效治疗(段云峰等, 2015)。因此，相伴一生的行为干预和功能康复是改善和提升自闭症儿童各项功能的唯一途径。这不仅给自闭症儿童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昂贵的康复费用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诸多研究指出，自闭症儿童父母由于长期背负多重压力，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Da & Wallander, 2017；Frantz et al., 2017)，生活质量偏低(Alhazmi et al., 2018; Cholewicki et al., 2019)，且多数家长不愿意参与社交活动(Depape & Lindsay, 2015; Knot et al., 2009)，亲戚和朋友也往往对他们避而远之，很少提供帮助和支持(Spiers, 2015)。根据Stephan和Stephan(1996)提出的群际焦虑模型，个体的认知因素、人格特质因素和情绪因素会对其群际关系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拟综合考察认知因素(歧视知觉)、人格特质(自尊)和情绪因素(群际焦虑)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优化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群际关系提供建议。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个体消极主观体验，反映了个体感知到的对自己所属群体身份有区别或不公正的对待(刘霞等，2011)。研究发现，歧视知觉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极事件，是一种长期性压力源，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破坏性影响，容易导致个体遭受社会责难(Broady et al., 2017; Jasinskaja-Lahti et al., 2003; Phelan et al., 1998)。自闭症儿童由于自身情绪行为问题、认知障碍或社交技能缺陷，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学习及就业中受到他人的不公正对待，遭受歧视或排斥。有关污名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自闭症患者本人的公众污名还会引发连带污名，也即这种消极影响会扩展到自闭症患者家庭成员或主要照料者中，造成对其家庭成员或主要照料者的不友好对待、歧视或者边缘化，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Zhou et al., 2018；Zuckerman et al., 2014)。相关研究也指出，对于自闭症儿童父母及主要照料者的污名普遍存在(Kinnear et al., 2016)，并且与父亲相比，自闭症儿童母亲的污名经历更多，主要以躲避、公然敌视的眼神及粗鲁的谩骂等形式出现(Gray, 2002)。

群际关系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由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意愿所反映(Gómez & Huici, 2008)，是个体社会功能是否完善和健康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多数自闭症儿童父母在社会交往中群际关系不良，存在明显的社交焦虑。例如Dunn等人(2001)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应激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后发现，孤独症儿童父母在群际交往中所承受的压力显著高正常儿童父母和其他残疾儿童父母，且他们更易被抑郁、焦虑、内疚及羞耻等负性情绪困扰，变得社交回避和孤立。Derguy等人(2014)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自闭症儿童父母社交焦虑主要表现为社交回避和社交敏感两个方面。其中，社交回避是指自闭症儿童父母会尽力避免将孩子带到公共场合或者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由此减少因孩子异常行为带来的社会压力；社交敏感则是指自闭症儿童父母对于他人传达的社交信息过度敏感，表现出不安和紧张。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可能原因除了自闭症儿童父母明显感知的排斥和不友好对待外，还可能由于自闭症儿童父母在群际交往中更易偏向注意拒绝性信息，回避支持性信息(赵秋菊，2018)。

诸多研究均已证实，歧视知觉会导致弱势群体消极的群际关系。例如研究者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残疾人和艾滋病患者的研究均发现，歧视知觉明显降低了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交意愿，增强了他们的社会疏离感，出现了社交退缩、回避等消极行为，甚至可能引发报复社会、攻击他人(Genberg et al., 2009；李文涛, 2013；张磊, 2015；张岩等, 2017)。那么，作为典型弱势群体，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是否会对其群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呢？

群际焦虑是当个体与外群体交往时，由于担心受到内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评价或担心消极的心理及行为结果而感受到的紧张、尴尬、焦虑甚至敌对等不愉快情绪体验(Stephan, 2014)。群际焦虑因果关系模型指出，消极认知因素是影响群际焦虑的重要内容。针对外群体的消极认知一旦被激活，个体就会放大与外群体接触中的威胁评估，强化对外群体的愤怒感受，降低个体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兴趣，进而影响群际关系的发生和维持(Stephan, 2014；Van et al., 2007)。这说明，群际焦虑在个体群际威胁认知与群际关系间扮演重要角色。多数研究也支持群际焦虑在个体群际威胁认知与群际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艾娟 & 周迪, 2018；徐璐璐等, 2018)。歧视知觉是典型的群际威胁认知来源，与普通儿童父母相比，自闭症儿童父母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群际威胁。那么，群际焦虑是否也在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相关研究还指出，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往往受一些因素调节(刘霞等，2011；张岩，2017)。这其中自尊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作为“自我”中较为稳定的成分，自尊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和情感，还间接对个体的行为、动机甚至归因方式等都能产生确定性影响(高丽, 2015；郑久波, 2012)。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发现，自尊可以显著调节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之间的相关。例如刘欣(2011)针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可以负向预测高自尊组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表现，而在低自尊组中不存在任何预测作用。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高低自尊个体在面对群际威胁情境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应，且高自尊个体容易出现异质性特点(Baumeister et al., 1996; 张林等, 2017)。岑延远(2005)研究发现，在面对群际威胁情境时，高自尊个体更容易产生群际焦虑、愤怒、敌对等消极情绪，而低自尊者出于自我保护会较少产生负性情绪。吴国香(2014)针对贫困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个体知觉到被歧视后，防御性高自尊者攻击性最强，真实性高自尊者攻击性最弱。这说明，自尊对于个体威胁情境知觉和群际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效应可能存在高低自尊个体中存在异质性特点。另外，相关研究也指出，焦虑等负性情绪对群际关系具有抑制功能(Wakefield et al., 2012)。那么，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通过群际焦虑影响群际关系的中介效应过程是否也会受到自尊的调节呢？

综上，本研究提出三个假设：(1)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间存在显著负相关；(2)群际焦虑在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3) 这一中介效应过程受自闭症儿童父母自尊水平的调节。基于此三个假设，本研究提出一个整合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从福建、江苏、陕西、新疆、北京、四川、江苏7个省份的多所培智学校、自闭症康复机构中收集调查对象，共获得有效被试474名。被试的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2.2 研究工具 2.2.1 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赵秋菊(2018)编制的ASD儿童父母歧视知觉问卷。该问卷共10个项目，包含歧视归因(指对他人歧视行为的原因推论，如“被人责怪没有教好孩子”)和歧视知觉(指受歧视的心理感知和行为表现，如“很难交到新朋友”)两个维度。问卷指导语为：“以下句子描述的是您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可能遇到的情形，请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问卷采用四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之和越高，代表歧视知觉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全部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34~0.73之间，主要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df=3.13，CFI=0.93，TLI=0.95，NNFI=0.91，SRMR=0.05，GFI=0.96，RMSEA=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 89。

2.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共计10个项目，只有一个维度，其中5道题为反向计分(3、5、8、9、10)。量表指导语为：“以下句子描述的是您对自己的客观评价，请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所有题项均采用四点计分方式(例如“我对自己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由于原问卷中的第8题不符合中国文化表述，为提升量表信效度，田录梅(2006)建议将其删除或按正向计分进行修正。本研究将原问卷中的第8题将采用正向计分方式。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量表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²/df=3.21，NFI=0.91，IFI=0.90，CFI=0.91，TLI=0.93，SRMR=0.05，RMSEA =0.08。

2.2.3 群际焦虑量表

采用Stephan和Stephan(1985)编制的群际焦虑量表。该量表包括10个项目，只有一个维度。其中3个项目(5、6、7)为反向计分。指导语为“以下句子描述的是您和除家人以外的个体交往过程中的情绪心理状态，请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作出选择”。所有项目均采用7点计分(例如“局促不安的”，1=完全符合，7=完全不符合)，得分越低，代表群际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 86，量表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²/df=3.01，NFI=0.90，IFI=0.89，CFI=0.90，TLI=0.91，SRMR=0.06，RMSEA=0.07。

2.2.4 群际关系量表

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对Bogardus(1925)编制的社会距离量表进行改编，用以衡量自闭症儿童父母与外群体(主要为普通儿童家长)的接触意愿。该量表由5个题项构成，只有一个维度。指导语为：“以下句子描述的是您和普通儿童家长间希望建立的社交意愿程度，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点计分(例如“你愿意与普通儿童家长做邻居吗”，1=非常不愿意，5=非常愿意)，得分越低，表明与外群体接触意愿越弱。由于本研究中所有被试均为自闭症儿童父母，问卷编制者也提出研究者可根据样本的具体情况对问卷项目进行适当修改，故将原问卷中“外群体成员”改为“普通儿童家长”。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量表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²/df=3.64，NFI=0.89，IFI=0.90，CFI=0.91，TLI=0.90，SRMR=0.06，RMSEA =0.06。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包括初步统计分析和研究模型检验两个部分。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按照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运用SPSS软件将歧视知觉、群际焦虑、群际关系以及自尊四个变量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未旋转和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29.73%和15.33%，二者均小于40%的临界标准。可以判定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歧视知觉、群际焦虑、群际关系和自尊的相关分析

由表 2可知，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群际焦虑呈显著正相关(p < 0.01)；群际焦虑和群际关系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自尊与歧视知觉和群际焦虑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群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p < 0.01)。假设1得到验证。

3.3 歧视知觉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和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结果发现只有家庭所在地区和家庭月收入和三个核心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以及有调节中介的检验，本研究均将家庭所在地区和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开展分析。参照温忠麟等人(2012)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本研究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第一层中放入歧视知觉，第二层放入群际焦虑，分别进行群际关系对歧视知觉和群际焦虑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29，p < 0.001, ΔR²=0.08)，加入群际焦虑进入回归方程后，群际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对群际关系预测作用显著(β=0.34，p < 0.001)，且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13，p < 0.01)。说明群际焦虑在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总效应值为0.29，直接效应值为0.13，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为(0.46×0.13)/0.29=0.206。说明歧视知觉作用于群际关系的效应有20.6% 是通过群际焦虑起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针对自尊变量在此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家庭所在地区和家庭月收入为控制变量，歧视知觉为自变量，群际焦虑为中介变量，自尊为调节变量，群际关系为因变量，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进行依次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看出，方程1整体显著[F(5, 468)=20.39，p < 0.001], 歧视知觉和自尊交互项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p < 0.01]，说明歧视知觉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受到自尊调节。方程2整体显著[F(5, 468)=38.49，p < 0.001]，歧视知觉和自尊交互项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4，p>0.05)，说明歧视知觉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焦虑的影响受自尊调节的可能较小。由于方程1中自尊在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上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因此在方程3中，本研究同时估计了自尊在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以及群际焦虑与群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方程3整体显著[F(7, 466)=23.64，p < 0.001]，歧视知觉和自尊的交互项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β=-0.18，p < 0.001)，群际焦虑和自尊的交互项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群际关系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0.19，p < 0.001)。说明自尊可能既调节了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也调节了歧视知觉→群际焦虑→群际关系这一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假设3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揭示自尊的调节机制，本研究将自尊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分组(M+1SD)、低分组(M-1SD)进行简单斜率分析。首先探讨了自尊如何调节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间的直接效应(简单斜率图 2)。结果发现，当自尊水平较低时，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18，SE=0.12，p=0.13)；当自尊水平较高时，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37，SE=0.12，p=0.003，simple slope值由0.18变化为-0.37)。说明自闭症儿童父母自尊水平越高，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可能越大，相反，在低自尊水平下，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可能不具有显著影响。

接着本研究分析了自尊在中介模型后半路径上对群际焦虑和群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图 3)。结果发现，当自尊水平较低时，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43，SE=0.13，p=0.001)，当自尊水平较高时，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4，SE=0.10，p=0.71)。说明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越低，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可能越大，相反，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越高，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可能不具有显著影响。

此外，为揭示自尊对整个中介关系的调节，本研究还继续考察了不同自尊水平下整个中介模型中中介效应的变化。结果发现，在高自尊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8，p>0.05)，终止中介效应分析；在低自尊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32，p < 0.001)，加入群际焦虑进入回归方程后，群际焦虑作为中介变量对群际关系预测作用显著(β=0.19，p < 0.01)，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β=-0.18，p < 0.01)。说明在低自尊自闭症儿童父母组中群际焦虑在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间依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降低为(0.18×0.19)/0.32=11.7%。进一步证实自尊在此中介关系中确实存在调节效应。

4 讨论 4.1 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

多数研究证实，歧视知觉会对个体社会交往产生消极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呈显著负相关，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预测系数为-0.18(p < 0.001)。这表明歧视知觉可以负向预测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群际关系，歧视知觉越高，与外群体接触意愿可能越弱。

Larson和Watson(2006)有关残疾者及其抚养人的污名应对反应模型就指出，受感知合法性、群组识别和自我价值权变等因素影响，部分被污名者在觉知到公众的歧视和排斥等消极刻板印象后，会自动化认同并将之内化。反映在心理和行为上，主要表现为自尊和自我效能感降低、社会回避、丧失生活目标和动力等消极反应，影响其与外群体的良性互动和交往，甚至部分高自尊残疾者本人或其抚养者会激发对抗偏见和歧视的动力，表现出对抗歧视和排斥的义愤，进而在群际交往中出现过激行为，例如仇视、报复等。Williams(2007)的研究也指出，长期遭遇排斥的个体会由于应对资源的耗竭导致抑郁和无助感，继而产生社交退缩行为。作为典型的残疾类型之一，自闭症儿童遭受的歧视和排斥几乎遍布于其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区参与、社会交往、婚姻关系、媒体话语等诸多方面。针对残疾者本人的歧视和排斥也往往会引发对其抚养人的连带污名，成为影响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的风险因子，他们感知的歧视越多，与外群体接触意愿越弱。

4.2 群际焦虑的中介效应

群际焦虑因果关系模型指出(Stephan，2014)，群际焦虑作为一种无意识情绪，常常在外部情绪刺激输入后，大脑会对其进行无意识或有意识加工，进而影响个体其后的情绪体验、行为反应和生理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群际焦虑在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支持了群际焦虑因果关系模型。其可能原因是，自闭症儿童父母由于长期遭受歧视、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早已形成了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群体所持刻板印象的消极信念，而这种消极的元刻板印象容易让他们产生被拒绝或被消极评价的预期(Finchilescu, 2010)，进而诱发其群际交往压力和害怕体验，增强对外群体成员的敌意和愤怒，降低个体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兴趣。

这一研究结论也可以从群际威胁理论视角来解释。群际威胁理论认为，群际焦虑是个体群际接触时，由于不确定外群体的行为和反应而展现的不安或尴尬(管健，2017)，这一源于不确定感而产生的焦虑情绪会影响个体人际判断和对群际交往的期待，进而导致个体回避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的质量和数量。针对残疾儿童家长的诸多研究发现，长期背负抚养压力的残疾儿童父母在人际交往中多数会表现出谨慎、怯懦和不安(Mcconkey, 2008)。这些消极情绪的出现往往与自闭症儿童父母无法合理预期他人态度和行为反应有关——因为多数自闭症儿童父母曾深刻体验过因为其孩子的行为异常而遭受过的歧视和排斥。普通人尤其是不了解自闭症儿童心理行为特征的个体往往对外表看起来似乎无任何异常，情绪行为却表现出较多问题的自闭症孩子表示惊讶和不解、甚至责难。自闭症儿童父母尤其在面对和陌生人交往的情境中不确定感更为明显，并且这种不确定感往往能激活个体与外群体交往的消极记忆。当个体自身缺乏足够资源去降低或者消解这种不确定感时，自我不确定感更像是一种危险体验，会引起更多的自我保护和对外群体的回避行为(Blascovich & Tomaka，1996；徐璐璐等，2018)。

4.3 自尊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受到自尊的调节。表明群际焦虑在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是有条件的。具体而言，在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直接效应(歧视知觉→群际关系)中，自闭症儿童父母自尊水平越高，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可能影响越大。在歧视知觉、群际焦虑和群际关系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上(群际焦虑→群际关系)，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越低，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可能越大。

自尊之所以在本研究模型直接效应(歧视知觉→群际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可能原因是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对外群体的威胁信息更加敏感，也更容易采用自我保护策略来维持一贯较高的自尊(胡心怡, 陈英和, 2016)。因此，当他们感知到群际威胁或者压力时，更倾向于表现出较强的自我防御，即自发地采取各种方式支持或维护自尊，如否认或贬低威胁信息、回避甚至拒绝群际交往等，从而阻碍威胁信息对自我概念的影响。而低自尊个体在自尊威胁后倾向于表现出较高的指向自我的消极情绪(Brown & Dutton, 1995)，如自我贬低、焦虑等。因此，在高自尊的情况下，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作用会加强，而低自尊的情况下，影响作用相对较弱。

以往有关群际焦虑和群际关系的结果显示，个体自尊水平越高，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作用会加强(徐璐璐等, 2018)。本研究结论却与此相反，虽然自尊在群际焦虑和群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却表现为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越低时，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越大。这可能与高低自尊个体应对消极刺激时的应对方式有关。根据自尊的社会计量理论观点(张林, 李元元，2009)，自尊能够调节个体对他人及外界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过程，并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相关研究也发现，高自尊个体在面对外群体消极对待时(如排斥、拒绝)，更多的表现出自信、乐观、期望成功以及自我提升，他们能妥善调节自己情绪，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而积极的情绪转变也提升了高自尊个体解决问题的动力和克服人际交往困难的信心，从而有效减少为逃避情绪压力而发生的群际回避；相反，低自尊个体在面对外群体消极对待时，可能会加深其自我否定的情绪，也可能因为失败而责备自己, 对自己的能力进行不切实际的低估，进而降低他们人际交往的自我效能感，使得他们在面对人际交往时缺乏信心和动力。他们还可能为摆脱尴尬、不安、焦虑等不良情绪困扰而选择用暂时回避的方式来拒绝自己承担人际交往压力或痛苦。但通过回避人际交往的方式来消解低自尊者的不良体验通常只是暂时的，也极容易让他们陷入难以摆脱人际交往压力的恶性循环(Baumeister et al., 2003；李海江等, 2012；赵思琦等，2019)，这往往会进一步提升低自尊个体逃避人际交往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低自尊水平可能是群际焦虑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影响作用中的强化机制，即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越低时，群际焦虑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可能会变大。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没有引入调节变量时，群际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了总效应的20.6%。在引入自尊这一调节变量后，不同自尊水平下中介效应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在低自尊组，群际焦虑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间接效应只占了总效应的11.7%。而在高自尊组，直接效应变得不显著(β=0.18，p>0.05)，并且较于所有被试中介模型中的直接效应(β=-0.29，p < 0.01)绝对值低，同时，高自尊水平下，中介模型的间接效应符号(ab)与直接效应(c')符号相反。按照温忠麟(2014)的判断标准，说明可能出现了遮掩效应。也即此时的模型逻辑需要由“歧视知觉如何影响群际关系”调整为“歧视知觉为何不影响群际关系”。

4.4 本研究的启示及局限

本研究结论对于改善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群际关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首先，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歧视知觉可能自闭症儿童父母是群际关系的风险因子。因此，相关部门和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减少自闭症儿童父母在就业、教育、医疗及社交等领域的不公正待遇，从而降低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例如可以通过增加直接或间接的群际接触机会、为残疾儿童家长赋能、积极推动社会融合等措施，提升普通人群对残疾儿童的认识、理解和接纳。其次，群际焦虑在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这提示社会工作者和相关部门，在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短期内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降低他们的群际焦虑水平，进而改善他们与外群体的群际关系。最后，作为自我结构的核心成分，自尊影响着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由于对其干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Luthans et al., 2008)，因此可通过适当干预调控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水平使其保持在适度水平，进而有效缓解他们在应对歧视知觉和群际焦虑时的情绪和压力，最大程度推动自闭症儿童父母建立和谐群际关系。

本研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改进：(1)本研究只是以简单高低分组的形式分析了自尊在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并未进一步探索高自尊个体的异质性问题。最近研究就指出，高自尊个体的行为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其行为并非总具有积极意义(Johnson, 2016)，因此，未来研究还可以从自尊权变性的角度进一步揭示自闭症儿童父母中不同类型高自尊个体之间的差异；(2)本研究结果发现，自闭症儿童父母报告的群际焦虑水平(M=4.74)仅略高于理论中值(M₀=4.0)，群际关系(M=4.09)仅略低于理论最大值(M_max=5.0)，这提示我们自闭症儿童父母面临群际关系可能并不像没有研究者预计的那么严重，部分研究也发现自闭症儿童父母报告的抑郁症状水平与普通儿童儿童父母相当(Keenan et al., 2016)；或者他们在群际交往表现上可能存在内隐态度和外显行为相分离的情况。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提高样本代表性，在充分考虑各重要人口学变量(如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父母的心理控制能力等)的基础上，结合内隐联想测验的相关研究范式做进一步分析；(3)本研究采取横断研究设计，无法对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推断，也无法对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间的关系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进行过程性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设计并尝试加入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2) 群际焦虑在自闭症儿童父母歧视知觉与群际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自尊调节了群际焦虑在歧视知觉和群际关系间中介作用的直接路径和后半路径。具体而言，在高自尊情况下，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歧视知觉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作用显著加强；在低自尊情况下，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群际焦虑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群际关系影响作用显著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