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攻击(aggression)与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儿童青少年中的常见现象，其中攻击是个体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或损失的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同伴侵害与之相反，指儿童青少年受到同龄人以故意伤害为目的的攻击的经历(Rubin et al., 2006)。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儿童青少年都会卷入攻击或同伴侵害事件，持续高水平的攻击、同伴侵害的发生率在5.2%~22.3%之间(Daukantait et al., 2019; Ettekal & Ladd, 2017)。攻击、同伴侵害与儿童青少年当前及日后更糟糕的发展结果相联系，比如人际关系问题、抑郁等情绪问题、学业不良等(Chen et al., 2019; 纪林芹等, 2018)。

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密切关联。研究显示，攻击与侵害存在显著同时性以及跨时间正向关联(r=0.13~0.87)(Daukantait et al., 2019; Lam et al., 2018; Ostrov & Godleski, 2013)，提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互相增强效应。研究者提出了连续性社交过程(sequential social process)(Boivin & Hymel, 1997)和同伴社会化(peer socialization)(Rose & Rudolph, 2006)的观点，为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提供了理论解释。连续性社交过程观认为，攻击与同伴侵害存在联系，这一联系过程可以是直接的，即攻击直接导致同伴侵害；也可通过间接路径发生，如攻击导致同伴拒绝进而引发同伴侵害(Boivin & Hymel, 1997; Ostrov, 2008)。同伴社会化观点则认为，受到同伴侵害的经历具有社会化功能，儿童青少年在该过程中习得攻击行为及相应的认知信念、情感反应等，因而同伴侵害可预测个体日后与同伴互动中的攻击行为(Rose & Rudolph, 2006)。

已有研究主要以童年期儿童为研究对象，对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进行实证探讨。一些研究发现与连续性社交过程观相一致，表明攻击可预测日后的同伴侵害经历。例如，Giesbrecht等人(2011)揭示教师报告的攻击行为与儿童在童年中期(1至3年级)侵害的增长相关联，Ostrov发现童年早期儿童的关系攻击预测1年后的关系侵害，Hoglund和Chisholm(2014)发现童年中期儿童的攻击预测2个月后的侵害，Frey和Stong(2018)在一项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中揭示直接反应性攻击、间接主动性攻击与日后受欺凌的增加相联。其他研究通过短期追踪或横断设计揭示受侵害经历导致攻击，为同伴社会化观点提供了支持。例如，Ostrov(2010)揭示童年早期儿童的身体侵害、关系侵害经历对4个月后的身体攻击、关系攻击分别具独特预测作用；纪林芹等人(2012)发现同伴侵害经由儿童的消极同伴信念而与攻击行为相联系。另一些研究揭示了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双向联系。如Leadbeater和Hoglund(2009)报告童年中期的攻击与侵害间存在双向纵向联系；Ostrov和Godleski(2013)发现儿童3年级与6年级的关系攻击与关系侵害相互预测。近期一些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Marsh等人(2016)对青少年早期个体每隔3个月的6次追踪测查揭示关系攻击与关系侵害间存在双向纵向联系，类似地Lam等人(2018)对567名青少年每隔半年的5次追踪测查发现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双向纵向联系。

总体上，已有研究表明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纵向联系与相互影响，但是大多局限于探讨了童年期两者间关系(Leadbeater & Hoglund, 2009; Ostrov & Godleski, 2013)，仅少数研究对青少年期个体进行了考察，限于揭示该时期较短间隔(3个月或6个月)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Lam et al., 2018; Marsh et al., 2016; Ostrov, 2010)，对于童年至青少年过渡时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较长期的纵向联系缺乏探讨。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是个体发展中最重要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攻击、同伴侵害持续发生(Ettekal & Ladd, 2015, 2017; Haltigan & Vaillancourt, 2014)。在此时期，个体的认知能力、行为与情绪调控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等增强，同时经历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学校生态环境过渡，相应地同伴群体发生改变(Steinberg, 2016)。个体能力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变可能提供一个发展机会或时间窗口，在此时期攻击与同伴间的动态性联系减弱。这种减弱可能在同伴侵害对日后攻击的影响方面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受同伴侵害后个体可能由于具备更好的调控能力、产生应对受侵害的更恰当策略，因而同伴侵害与日后攻击行为间的联系减弱。但是另一方面，进入青少年期，个体重视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和同伴关系(Steinberg, 2016)，因而受同伴侵害的经历在此时更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包括引发攻击行为。同时研究指出在生态过渡的过程中，攻击可能被用作获得同伴地位的手段(Pellegrini & Long, 2002)，因而，在童年向青少年过渡时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也可能不会减弱，相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增强。本研究的目的即对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进行考察。

儿童青少年的攻击与同伴侵害均包括不同类型，按照实施形式，现有研究一致确认攻击包括外显公开的身体攻击与相对内隐的关系攻击(Card et al., 2008; Vaillancourt et al., 2003)，相应地同伴侵害包括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两类(Rubin et al., 2006)。因而，对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纵向联系的考察有必要区分身体形式、关系形式的攻击与同伴侵害。对于不同形式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指出两者间联系存在类型范畴特定性(domain specificity)(Rose & Rulolph, 2006)，即攻击(或侵害)更可能与同样形式的侵害(或攻击)相联。已有关于攻击与侵害间纵向联系的研究(Lam et al., 2018; Ostrov, 2008, 2010)均证实了这一点。因而与已有理论及研究相一致，本研究对攻击与同伴侵害间联系的探讨拟在分析模型中同时包括两类攻击与两类同伴侵害，探讨每类攻击对相应类型侵害、每类侵害对相应类型攻击的纵向预测作用。

需指出的是，研究一致发现，攻击和同伴侵害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因而本研究对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纵向联系的考察亦将探讨两者纵向联系模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已有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发现不一致(Frey & Strong, 2018; Lam et al., 2018; Ostrov, 2008)。虽然总体上男生攻击、同伴侵害的水平高于女生(Casper & Card, 2017; Card et al., 2008)，但研究发现男生关系攻击、关系侵害高于女生的程度较其他类型攻击、侵害小(Chen et al., 2019)，或性别差异不显著(Casper & Card, 2017)，或男生水平低于女生(Ostrov & Godleski, 2010)。鉴于攻击、同伴侵害性别差异的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攻击和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总之，本研究通过对童年晚期个体追踪至青少年期，对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关系进行考察。基于已有理论与研究发现，我们预期童年晚期到青少年早期攻击和同伴侵害存在纵向联系。鉴于童年晚期到青少年期个体认知、情绪与行为调控能力，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可能主要表现为攻击预测日后的同伴侵害，同伴侵害对日后攻击的预测可能较弱。但是，考虑到小学至初中同伴群体背景中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攻击和同伴侵害间的关系可能出现短暂增强。最后，鉴于儿童青少年的攻击、同伴侵害具有明显性别差异，本研究也将对两者纵向关系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探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一项大规模追踪研究，基于研究目的选取该追踪研究在被试5、6、7和8年级的攻击、同伴侵害数据进行分析。T1(5年级)被试为整群抽样法选取的14所小学40个班级2178名级学生(平均年龄11.05±0.69岁；男生1132人，占51.97%)，后升入12所初中144个班级。T4(8年级)追踪到有效被试1941人(男生1009人，占51.98%)。四个时间点全部变量数据完整被试1941名。MCAR(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检验[χ²(5095)=5635.176，p＜0.001]表明缺失值非完全随机缺失。将缺失值进行编码(0=无缺失，1=有缺失)，缺失值编码与所有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12，表明被试流失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偏差。比较存在缺失数据被试和无缺失数据被试在T1时研究变量上的差异发现，存在缺失数据被试和无缺失数据被试的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不存在显著差异(|t|s < 1.49，p>0.14)，但存在缺失数据被试的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水平较高(|t|s>2.08，p < 0.05，Cohen’s d=0.09~0.18)。

2.2 研究工具 2.2.1 攻击

采用儿童青少年社会行为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Soci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Chen et al., 2019)，通过同性别同伴评定测评，其中的攻击行为测评项目基于先前研究(Archer & Coyne, 2005; Crick & Grotpeter, 1995)编制。该问卷中身体攻击项目3个(如推、挤、抓或撞过其他同学)，关系攻击项目4个(如对别人说不要和某个同学一起玩)，采用0~3的4点计分，得分越高则攻击水平越高。四次测量两类攻击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94~0.96之间。

2.2.2 同伴侵害

采用修订的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ultidimensional Peer-Victimization Scale)(Mynard & Joseph, 2000; 纪林芹等，2012)，通过自我报告测量同伴侵害。其中身体侵害项目3个(如别的同学打过我)，关系侵害项目8个(如别的同学挑拨我和其他同学的关系，使其他同学不喜欢我)。采用0~3的4点计分，得分越高则同伴侵害水平越高。四次测量两类同伴侵害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9~0.91之间。

2.3 施测程序

四次测查均在春夏学期进行。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每班由两名经过培训且具有丰富施测经验的心理学教师和研究生任主试，教师和家长均不在场。施测结束后问卷当场收回，并发小礼物表示感谢。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如表 1所示，四个时间点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平均值分别为0.48~0.57(SD=0.45~0.50)、0.34~0.42(SD=0.31~0.37)，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平均值分别为0.38~0.51(SD=0.54~0.65)、0.29~0.36(SD=0.42~0.51)。四个时间点的身体攻击、关系攻击、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均呈正偏态分布(1.19＜Skewness＜2.21, 1.30＜Kurtosis＜5.63)。两类攻击和两类同伴侵害(r=0.34~0.82)均表现出中高等程度跨时间稳定性；两类攻击间具有高相关(r=0.75~0.82)，两类同伴侵害间具有中等程度相关(r=0.61~0.65)；两类攻击和两类同伴侵害显著正相关(r=0.14~0.30)。所有相关系数均0.001水平显著。

3.2 测量一致性分析

为保证测量一致性，我们分三步分别检验了攻击和同伴侵害跨性别和跨年龄测量等值性。第一步，设立基线模型，即允许各嵌套组对应观测变量的负荷、条目截距自由估计，各组因子均值固定为0。第二步，在满足基线模型的基础上限定各嵌套组对应观测变量的负荷相同，该模型称为载荷等值模型。第三步，在满足载荷等值模型的基础上限定条目截距等同，即为截距等值模型。考虑到卡方指数对样本量的变化很敏感且本研究样本量大、样本年龄跨度大，在本研究中，模型差异比较的标准为：若ΔCFI≥0.02，则表示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utnick & Bornstein, 2016; Rutkowski & Svetina, 2017)。

如表 2所示，在跨性别测量等值性、跨年龄测量等值性方面，同伴侵害满足载荷一致性、截距一致性，攻击仅满足载荷一致性。进一步分析显示，攻击题目截距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男生攻击截距较女生更高；攻击题目截距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但在相邻两个时间点间未发现显著差异(ΔCFI＜0.01)，这是由于青少年攻击评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造成的。综上，攻击、同伴侵害的测量题项、潜在因子含义以及测量参照点在不同性别和年龄间具有较高一致性，测量结果在男、女性别间和不同年龄段具有可比较性。

3.3 攻击和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分析

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对两类攻击、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关系进行考察。其中，关系侵害题目采用平衡法打包生成潜变量(Little, 2013)。为评估攻击和同伴侵害间纵向关系的最佳模型，本研究构建了稳定性模型(M1)、攻击驱动模型(M2)、同伴侵害驱动模型(M3)和双向模型(M4)，并进行比较。在M1中，相邻时间点相同潜变量间设置自回归路径。与M1不同的是，M2中增加了相邻时间点间从先前的两类攻击到随后的两类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路径。M3与M2不同的是，相邻时间点所设置的交叉滞后路径为从先前的两类同伴侵害到随后的两类攻击。M4则包含了M2和M3的所有交叉滞后路径。模型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R)，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IML)处理缺失值(Muthén & Muthén, 2012)。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4个模型拟合结果均良好(模型拟合指标见表 3)。M1分别与M2和M3进行比较发现，M2拟合显著优于M1，M3与M1无显著差异。M2、M3分别与M4进行比较发现，M4拟合显著优于M3，M4与M2无显著差异。依照简化原则，该结果支持M2，即攻击驱动模型是最优模型，表明童年晚期到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总体上表现为攻击影响日后同伴侵害这一模式。

鉴于M2与M4无显著差异，为充分揭示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具体联系模式，我们分别估计攻击驱动模型(M2)与双向模型(M4)的路径。攻击驱动模型(M2)估计结果表明，5、6、7年级的关系攻击均可预测下一年龄关系侵害，仅7年级身体攻击预测8年级身体侵害，其他年级身体攻击对身体侵害的预测不显著(图 1)。增加同伴侵害对日后攻击预测的模型，即双向模型(M4)估计结果显示，攻击对日后同伴侵害的显著预测路径与M2一致，此外还发现6年级关系侵害显著预测7年级关系攻击，同伴侵害到日后攻击的其他路径均不显著(图 2)。

3.4 性别差异

采用多组结构方程建模，分别建立自由模型(因子载荷限定相等，允许男生和女生组自回归和交叉滞后路径自由估计)和限定模型(男生、女生的自回归和交叉滞后路径以及因子载荷限定相等)并进行模型比较，以考察图 1和图 2所示变量交叉滞后关系是否具有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攻击驱动模型(M2)的限定模型拟合良好[CFI=0.923，TLI=0.921，RMSEA=0.048 (90%CI [0.047, 0.049])，χ²(2570)=8421.51，p＜0.001]，且与自由模型[CFI=0.924，TLI=0.921，RMSEA=0.048 (90% CI [0.047, 0.049])，χ²(2552)=8349.88，p＜0.001]差异不显著(Δ CFI=0.001)。双向模型(M4)的限定模型拟合良好[CFI=0.923，TLI=921，RMSEA=0.048 (90%CI [0.047, 0.049])，χ²(2564)=8412.42，p＜0.001]，且与自由模型[CFI=0.924，TLI=0.921，RMSEA=0.48 (90%CI [0.047, 0.049])，χ²(2540)=8339.61，p＜0.001]差异不显著(Δ CFI=0.001)。因此，图 1、图 2所示变量间关系的交叉滞后模型具有性别等同性，表明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交叉滞后关系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对5至8年级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纵向关系的考察发现，该时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总体符合连续性社交过程模型，具体表现为5、6、7年级关系攻击预测之后1年的关系侵害，7年级身体攻击预测8年级身体侵害。此外我们还发现，6年级关系侵害可预测7年级关系攻击，这一结果部分支持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双向纵向联系。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模式不存在性别差异。

在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个体的攻击与之后受同伴侵害的经历相联系，表现为各年级关系攻击均与1年后关系侵害的增多相联，7年级身体攻击与8年级身体侵害的增多相联。这一结果与已有攻击预测日后侵害(Frey & Stong, 2018; Giesbrecht et al., 2011; Hoglund & Chisholm, 2014; Ostrov, 2008)以及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双向联系(Leadbeater & Hoglund, 2009; Lam et al., 2018; March et al., 2016; Ostrov & Godleski, 2013)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表明儿童青少年的同伴互动确实表现为连续性社交互动过程(Boivin & Hymel, 1997; Ostrov, 2008)，个体的攻击会引发同伴对其做出攻击性反应，从而出现攻击与受同伴侵害间的显著性联系。

同时，本研究发现，攻击对同伴侵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关系攻击预测日后的关系侵害，身体攻击对身体侵害的预测仅出现在7到8年级间。该结果与已有对青少年期个体的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这些研究发现，各时间点的关系攻击均对之后的关系侵害具有预测作用，但在身体攻击与日后身体侵害的联系上仅存在非常有限的显著性路径(Lam et al., 2018; Marsh et al., 2016)。因此，与已有研究一致，在童年到青少年期攻击对日后同伴侵害的影响因不同形式的攻击与侵害而具有差异，相对而言关系攻击对关系侵害的预测更具稳定性。我们认为，仅7年级身体攻击对8年级身体侵害具有显著预测，其他时间点两者联系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童年至青少年期的发展特点有关。童年晚期身体攻击发生率降低，仅少部分个体表现出身体攻击行为(Campbell et al., 2010; 陈亮等, 2011)，这意味着童年晚期表现出身体攻击的个体通常在身体力量、同伴地位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Pellegrini, 2008)，这种优势地位客观上“保护”了他们不易受到同伴攻击性报复，因而在此时期身体攻击与日后侵害的联系不显著。但是7年级已进入青少年期，个体经历青春期发育，总体上身体力量增强，在心理上更加追求自尊与同伴群体地位，加之小学升入初中的学校过渡中出现同伴群体改变和人际关系的重新建构(Pellegrini & Long, 2002; Steinberg, 2016)，此时期个体做出身体攻击后更可能相应地引发同伴的攻击性报复，从而表现为身体攻击与之后身体侵害的显著性联系。

在同伴侵害对攻击的纵向影响方面，我们仅发现6年级关系侵害预测7年级关系攻击，在其他年龄未发现侵害对日后攻击的显著性纵向联系。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童年至青少年期同伴侵害对个体攻击行为的社会化机制减弱。如前所述，从童年至青少年期，个体的认知能力及行为、情绪调控能力增强(Steinberg, 2016)，因而他们可能对侵害经历产生更恰当的反应策略，而非必然发生同伴侵害对攻击相关认知、情感及行为反应的社会化作用，因而同伴侵害对日后攻击的纵向影响减弱。但另一方面，6年级关系侵害对7年级的关系攻击具有预测作用，这可能与该时期的生态过渡有关。具体来说，受关系侵害的个体经受了以破坏人际关系为目的的关系攻击后，在同伴关系中处于某种不利境地。但是，从小学升入初中的生态过渡中，个体所处的同伴群体改变，这为个体重新建构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性(Pellegrini & Long, 2002)，先前受关系侵害的个体可能利用同伴群体改变和人际关系重新建构的时机来实施关系攻击获取较高的同伴地位，摆脱自身不良的人际关系状况。因而，在6年级到7年级的生态过渡时期关系侵害对日后的关系攻击具有显著性影响。

与以往研究一致(Chen et al., 2019; Daukantait et al., 2019; Ettekal & Ladd, 2017)，本研究中男生身体攻击、关系攻击水平高于女生，表明男生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但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Giesbrecht et al., 2011; Lam et al., 2018)，本研究发现，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关系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说明虽然男性儿童青少年攻击的平均水平高于女性，但攻击与同伴侵害的动态性联系具有性别等同性。

本研究揭示了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之间的纵向预测关系，发现两者间的联系总体上表现为攻击预测日后的同伴侵害，同时在6年级到7年级也发现了关系侵害预测日后关系攻击的路径，因而部分支持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双向纵向联系。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价值。在理论上，这些结果表明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联系符合连续性社交过程模型(Boivin & Hymel, 1997; Ostrov, 2008)，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同伴社会化观(Rose & Rudolph, 2006)，同时与个体发展的生态情境交互作用观点(Ecological-Transactional Theory)(Cicchetti & Lynch 1993; Sameroff & MacKenzie, 2003)相一致，即自身的攻击行为影响个体在生态环境中的经历和遭遇，使其在同伴互动情境中经历更多同伴侵害，而个体在其所处生态情境中受到侵害的经历致使其自身攻击行为的增多。在实践中，该研究结果提示，需要关注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与受同伴侵害的经历，采取措施干预、矫治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帮助受同伴侵害的个体，从而避免他们陷入攻击与受同伴侵害的恶性循环之中。未来研究有必要考察儿童青少年的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纵向联系发生的中介机制，尝试揭示在这一联系中的关键性认知、情绪情感过程或同伴地位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更加系统地检验、阐明攻击与同伴侵害经历间的联系。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追踪过程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数据流失，流失被试身体攻击、关系攻击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会导致低估攻击与侵害间的双向关系。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经历具有跨时间稳定性，身体攻击、关系攻击、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均显著相关。

(2)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之间的纵向联系总体上符合连续性社交过程模型，即攻击对随后的同伴侵害具有预测作用，但在小学升入初中的学校过渡阶段关系侵害可预测随后的关系攻击，部分支持攻击与同伴侵害间存在双向联系。

(3)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和同伴侵害间的动态性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